推荐，读中国史应该多读民国人和日本人写的历史，因为他们没有四段论的束缚，我们中小学的中国历史四段论害人不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以宋分界为前古代和后古代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确实和西方不同，从商鞅开始废井田，就已经摆脱封建制，进入帝国模式，到宋的城市化高度发展，已经进入现代模式。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工业化，一方面是宋朝遭遇蛮族入侵，先进文明都是毁于落后文明，从希腊文明到伊斯兰文明都如此，另外是明清的人口增长，从中华经济史，也可以看出中国环境造成的人口压力，土地产出有限，马尔萨斯陷阱，只能让农业文明内卷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阻碍了社会工业化分工。另外本书也证明中华从唐宋就一直从事大量海外贸易，并非闭关锁国。所谓唯物史观，既是经济史观，由经济形态决定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但钱穆先生认为不能这么讲，唯有中国的历史不间断，可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 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村落的，和西方的海洋，都市文化不同。本书很专业，是钱先生讲课稿，面对的是已经对中国历史了解的受众，结合《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共读。

中国古代的经济建设，根基在于农业、水利和漕运。发展农业，既是日常饮食也是政府财源。大陆文化，村落社会，相对海洋文明较为闭守。中华民族在耕地上是勤恳和务实的，也是全世界最早懂得水利的民族。兴修水利，不可稍懈，防灾减灾的措施不断在完善。而漕运，则是西方没有，中国独有的课题，漕运是花钱是事情，但是漕运的高效率，反映高水平的治理能力和战争动员力。中华民族不仅是农耕民族，也有商业基因。随着井田制的推行，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在战国时期自然形成商业大都市。煮盐、采铁、纺织、水利、捕鱼、铸钱、伐木，百业兴旺都是和生产力水平匹配的，要服务于日渐庞大的经济体。秦始皇虽然暴虐，但经济思想开明，农工商并重。秦主张对外贸易开放，各国间物资互相交流。李斯主张 “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来实现互惠互利，货畅其流。秦朝工业在各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具备冶铁、冶铜、造船等先进技术，有能力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秦二世而亡，根源在于百姓负担太多劳役和赋税，极端的国家主义把百姓逼上反抗的绝路。先秦诸子意识到，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会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而汉高祖和汉武帝也在极力避免这一现象。汉高祖主张 “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 “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武帝则采取平准法和均输法干预市场，加强国家对经济形势的掌控力，并把支柱产业收归国有，独尊儒术，重视儒家的农业生产思想，主张统制的计划经济。西汉初期的知识分子也分成两派，董仲舒、贾谊等人主张重农主义，求稳定，重礼法和道德教化。而司马迁主张重商主义，认为货物畅通、工商兴旺可以带动消费和生产，带活经济全盘。汉武帝也是重农主义者，但是并没有完全采纳董仲舒的具体主张。他没有把盐铁业让利于民，没有采取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没有去禁止官吏经商货殖，没有减轻徭役和税负，只是采取独尊儒术的主张。看来，主张重农主义的一派，内部对待与民争利的问题上分歧很大。汉武帝时代两派相反的经济思想也是并行的，后世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纺织、冶铁、造船、制车等技术，东汉时期有突出进步，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也不缺少勤劳的能工巧匠。南北朝由于政治混乱，会被视作黑暗时期，底层普遍贫穷。但是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及宗教各方面，汉代均不及魏晋南北朝，上述成就都由经济资源富裕所带动。尤其是南朝商旅繁而耕夫少，商税之多说明商业繁荣。虽是农耕民族，几千年发展历史却也不是单调的农业发展，也存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可见，技术进步和文化繁荣离不开民间活力，需要适当的政治宽松。除了内部的铸币、屯田、农耕等事业，中国也十分开放，早在唐代，水上运输发达，已经开启远洋贸易。所以，说鸦片战争令中国门户洞开，提法不够严谨。事实上，“中国地大物博，国产货物不但供自用，亦可出口外国，以换取本国所需之货品。” 钱穆先生还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原貌。虽是农耕文明，但经济结构并非单一，产业丰富多样，农业根基稳定，还是充满活力和弹性的。战略纵深足够广阔，能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

本书作为课堂笔记的记录整理，重点明确，内容精炼。书中对中国历史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进行了汇总和梳理，旁征博引，历史代入感极强。作者以经济政策为出发点，纵向的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税收等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经济政策，同时对该时期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人民生活的情况进行横向分析。书中言：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亦无十全十美之制度。任何良好之制度难免会有些缺点。历史的演变，往往在一件新兴事物的兴起，历经苦痛之后，始得善策。但由于人类智慧之所限，经过困顿而后思变，实亦不宜深责政府有关之财经大臣。

经济离不开人文，尤其是中国。钱穆先生的文字功底和敬业精神，让人敬佩，属于国宝。半部中国历史也收入其中，大师之作。

引用书中一段话总结：钱穆先生在《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的一句话大体可以表现出本书的特色：“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是以，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钱穆先生如何从浩瀚的文史典籍中钩沉若隐若现的中国经济史脉，如何旁征博引释疑众议纷纭的史料，如何有理有据地从经济活动出发评议政治得失，甚至还有令人莞尔的传奇故事的自如引用。这一切印证了文中的另一句话：“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 而 “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先生依此原则对大汉和盛唐做出的精彩比较。

在无锡旅游时候读完了叶龙老师整理的《中国经济史》。这是用中国视角的本国经济回顾。在线索上突出了历代制度、思想、钱法、经济地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钱先生还是多面地看待经济史的。中国经济是在疆域不断变化中通过以上不同元素的调整来应对当时人民面临的经济问题。读完有两点体会：1 是经济问题不应该只是经济问题，它更像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2 所谓太平盛世还是管子说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