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这是常见的哲学命题，众多学科对它曾做出过纷繁复杂的回答。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手段和民族志为研究成果的人类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为学科出现始，似乎并未专门进入到对这一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但是，二〇二一年出版的《万物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一书中，英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考古学家大卫・文格罗（David Wengrow）用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提醒我们，人类历史并不一定被 “平等” 和 “权力” 所牵引，并不一定以从农业到城市到国家的历史进程行进，人们曾畅想和担忧的人类未来也并非单调。这些材料和结论让人觉得 “匪夷所思”，但这正代表着人类的某些 “真实” 过去。这本书启示着我们去重新发掘人类学的核心关怀，即人类学作为一门 “经验哲学” 一直在努力理解和诠释着人类的历史和当下。如果有不止一个幽灵在十九世纪以降的欧洲上空飘荡，其中一定有平等的 “幽灵”。从十九世纪开始，以平等为核心的个体主义观在欧洲盛行并在全球传播，并已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追求平等、反对不平等，一直在当今世界上演。人们似乎已形成条件反射，把一切社会混乱都归咎于社会的 “不平等”，在十九世纪以降的两个世纪中，学者们创造了基尼系数等各式各样衡量不平等的学科工具，甚至，不平等变成了人们自省自身生活条件的心态。追求平等的确是一幅美好的蓝图，然而，我们是否问过，现代性的社会为何如此追求平等和反对不平等？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执着和纠结又带来了什么？格雷伯和文格罗在《万物黎明》中对此的回答与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的观点如出一辙，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平等和不平等的讨论仅仅肇始于欧洲启蒙运动，其后被现代性所浸染并成为核心议题。然而，这一观念却影响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基本判断。三位学者都从聚焦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开始，追溯现在的人们为何将平等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这与卢梭的理论被无限放大有关。实际上，卢梭只是把对不平等的讨论作为一个 “思想实验”—— 这是他自己多次强调的：“我们不能把目前的研究看作是对历史真理的追求，这仅仅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理。这种推理更适合于澄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揭露它们的实际起源……” 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化为三个阶段：一个想象中的伊甸园，人类个体孤立地生存其中；其后是石器时代，伴随着语言的诞生；最后是文明的出现，伴随着农业的产生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都代表着人类道德的下降，也代表着人类对私有财产的接受。与卢梭对人类社会起源于伊甸园的想象相反，霍布斯假设人性本自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对这一自私本性的逐步控制。不论是卢梭的 “性本善” 还是霍布斯的 “性本恶”，他们都未曾想到其观念后来会成为社会进化论的主导思想，甚至成为西方现代平等观的理论渊源。然而，个中问题就在于此。首先，正如卢梭所说，其理论仅是一项思想实验，其成书也仅是欧洲大航海时代下的思想产物，具有强烈的欧洲政治预设。将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思想产物作为人类整体历史进化的依据，认为此即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没有坚实的客观基础。其次，理论和现实是有界线的，概念和理论仅仅是对现实的概括抽象，如果将一些思想实验作为历史进程的真实逻辑，只会模糊理论和现实的界线。长此以往，以平等为线索、以进化为轴线的人类历史与社会观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明理 明学

成就了君子才可能成就君子之学，对于君子之学，首先当然就是立志。《大学》所谓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 “有定” 就是立志，志立才能方向明确，终有所成。《礼记・学记》讲：“凡学，官先事，士先志。” 是说做官的人要先学办事，读书人则要先立志向。立志自然要 “志于道”，而对学生的考察，第一年就是 “离经辨志”，不仅了解其点读经文的能力，同时还要辨别其所立的志向。志在求道而探究真理，必轻名而远利；旨在以学术为功名之阶梯，则必投机取巧。所以立志不仅关乎成就君子，也关乎成就君子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