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历史哲学》。一切有希望的思想家们从 “历史” 中所认识的那种文明化进程，其目的和范围便是取得 “合理的自由”。但是 “自由” 这个字是假定有着一种事先的束缚的，于是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束缚于什么？”—— 一位肤浅的发问者得到了一个答复，说是束缚于统治机关的物质的权力，也许就心满意足了。一切有希望的思想家们从 “历史” 中所认识的那种文明化进程，其目的和范围便是取得 “合理的自由”。但是 “自由” 这个字是假定有着一种事先的束缚的，于是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束缚于什么？”—— 一位肤浅的发问者得到了一个答复，说是束缚于统治机关的物质的权力，也许就心满意足了。在上世纪，甚至本世纪初，许多研究政治的人对于这一个答复都表示满意；这是现代一位权威思想家的大功绩之一，他居然把这种由言论产生的偏见（这已变成一种由哲学理论产生的偏见）所僭拟的地位取消了；他又恢复了那个简单的真理，就是人间一切稳固的组织、一切宗教的和政治的结社，都建筑在远非 “一人” 或 “众人” 所能控制的若干原则之上。而且古今中外，无论何人都是在这些原则或它们的某一形态里生长和活动的。惟一的问题是：那些原则是从哪里推演出来的？那些维系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根本信仰或迷信是从哪里发生的？它们并不是 “教士权术” 或 “君王权术” 所创造的，相反地，教士权力和君王权力都是从它们而来的。它们又不是社会公约的产物，相反地，社会却是从它们而来的；它们也不是人类意志薄弱的空想，鼓励人求赦于 “自然” 的权力，以推进他的有限的、尘世的欲念。这样看时，世界上通行的若干宗教体系的现象似乎都可以解释明白了。然而有不止一种东方信条的虚无主义，印度信徒的自杀的努力，以求归于一种纯粹否定的 “神明”，却是不能适合于这样粗陋的公式的；同时以一种 “神圣的权利” 交托于一个妇人、小孩的那种政治的迷信也是完全没有解释到的。所以照上述的看法，只有把这些现象认为是 “幻想”、“空想”、“做梦”，是人们无聊的想象的产物 —— 只有把它们和有些人认为充满在未成熟的人类历史中的种种荒谬事情相提并论。再不然，就把它们认为是人类智慧生活和道德生活所由发生的那种 “本质的智力” 的原始的教训。在黑格尔看来，它们乃是无限的 “理性” 的客观的显示 —— 乃是上帝的第一番启示，上帝既然 “使万族一系的人类生息于地球之上，又先期决定了各种时代和人世的范围，使人类一旦思慕到他而且发现他”，——。黑格尔在这部讲义中辨说的种种，正就是这些，这些在世界历史中的一定的和有机的时代。无论人们对于那些基本原则的渊源和重要性，抱有怎样的见解，也无论人们称它们为什么 —— 天然的、原始的或是客观的智力 —— 这似乎不难证明，那未臻完善的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束缚于它自己的信仰，它自己的 “理性”，或者说是本质的存在，至于普遍认为社会生存达到完善的境地，便是从那种束缚下拯救出来。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被认为是一切生存界内表现的那种对峙的一种形态，那就是 “主观的东西” 同 “客观的东西” 之间的对峙，而构成了宇宙生命的那些自然的和智慧的过程，便是要取消那种对峙，而使之归合为一种绝对的生存。不管这个理论引用到自然和智力的其他各部门时是怎样地骇人听闻，但是用它来解释文明的途径，似乎不是不合理的公式，而它的实在内容不外乎如次：在开化程度较次的国家里，各种政治的和道德的限制被看作是客观方面所安排的；社会的机构，像自然事物的世界一样，被看作是人类所不得不接受的东西；而且个人又须顺从各种规定，至于它们是否合法或者正当，他可不能判断，虽然它们常常把他当作牛马那样驱使奔走，甚至还要他牺牲生命。相反地，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虽然一样要做自我牺牲，但这是因为个人认为正当和必需的各种法律、制度的缘故。这一种关系的转变，无须使用什么非常的名词，无须放纵什么夸大的思想，可以称为 “客观的” 和 “主观的” 智力的和谐或者调和。人类从那种原始的束缚状态到这种 “合理的自由” 状态所经过的诸多连续的阶段形相，便是这部讲义的主题。各个人的心灵的和道德的状况，以及他们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状况（“理性” 的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显示），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表现着一种严格的相互适应。“制作的东西就像制作的人” 这句老话，对于宗教的和政治的偶像，以及宗教的和政治的观念都是一样真实的。人类对于使他超出禽兽之上的那部分心灵的和道德的生活，假如不知道宝贵，那末，兽性生活便会变成宗教崇拜的对象，兽性肉欲便会变成宗教仪式的精神。假如无所动作、无所事事，就算是止矣尽矣，那末，归于 “虚无” 便会变成信徒的目的。相反地，假如积极的和活泼的道德被认为是人类真有价值的东西 —— 假如主观的精神知道伸张自己的自由，用以对抗外来的种种不合理的和不义的诛求，并且用以对抗内生的纵恣任性、激情肉欲，这就要有一个有生命的、活动的、公平的和圣洁的 “神” 的寄托者来做它的崇拜的惟一可能的对象。同时，各种政治的原则也会受到同等的影响。假如单纯的 “自然” 占着优势，那末，一切法律的关系，除了基于自然的区别者外，都会被否认了，各种权利将和 “阶层” 坚固地结合在一起了。相反地，假如 “精神” 已经取得了 “自由”，“精神” 便会要求有一部法律和一个政体，在那里边应明白反映出 “自然” 从属于 “理性”，以及 “精神” 力能抗拒各种感官的引诱。在智力和意志的最低级和最高级间，还有中间的若干级，在它们的周围集合着同它们相谐和的许多派生的观念、许多制度、艺术和科学。这些集合物每一种都在历史上得名为一个明显的民族。假如那个明显的原则，由于它的时运已失，而心灵扩张不已，结果丧失了活力的时候，那末，民族生活即归于消沉，于是我们便看到一种过渡，达到较高的一级，在这一级内，主观的智力和意志的比较抽象和比较有限的阶段 —— 客观的 “理性” 也以同等不完善的阶段与之相适应 —— 就转变进入比较具体和比较活泼的阶段 —— 这一个阶段使人类能力发展得更为自由、更为充分，而 “公理” 的认识也更为允当。如前所述，这种论点的目的便是 “精神” 的自己认识、“精神” 的完全发展，这 “精神” 的正式本性便是 “自由”—— 这种 “自由” 有着两个意义，一个就是从外在的控制下得到解放 —— 也就是说，它所服从的法律是得到它自己的明白认准的，—— 一个就是从情欲内在的束缚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