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开篇即厘清治理的本质，指出治理并非 “统治加管理” 的简单叠加，而是强调多元主体的行权共治与分权制衡。作者张文魁以历史视角分析治理的文化精神与形式多样性，最终将其内核归结为 “行权” 与 “共治” 的动态平衡。例如，他对比传统层级制与现代公司治理，指出后者依赖董事会的独立决策而非 “一把手” 权威，这与中国国企中 “领导班子” 与 “董事会” 的权责错位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分析为理解治理失序提供了框架 —— 当行政干预穿透公司治理时，制度性摩擦必然加剧。在理论框架之外，本书主要还是聚焦在中国治理的三大现实问题。其一，国企治理的困境。作者直言中国国资监管体系叠床架屋，导致国企治理陷入 “行政化” 与 “市场化” 的双重扭曲。他以混合所有制为例，指出国有股比重过高使非国有股东难以发挥制衡作用，而 “穿透式监管” 进一步削弱企业经营自主性。解决之道在于 “去监管、行股权”，即剥离行政监管职能，回归股东权利行使，并通过降低国有股比重实现 “搭便车” 效应。其二，形式主义的经济学根源。书中创新性地将层级体系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与形式主义挂钩，指出基层在政策执行中因成本与激励错配，倾向于 “文件落实文件”，而上级考核机制则强化了这一扭曲循环。这一分析为破除官僚空转提供了经济学视角。其三，数智时代的治理重构。作者提出数据治理需以 “权利界定” 为前提，避免将数据简单视为资源或资产。他主张构建兼顾隐私保护与价值创造的制度框架，并通过独立中介机构强化透明度，这一思路与全球数据治理争议形成呼应。面对全球化与技术的双重冲击，书中最后一章提出 “韧性治理” 概念，强调治理体系需兼具稳定性与适应性。在公共领域，韧性体现为参与机制与社会可信度；在企业层面，则需通过分散化决策与风险缓冲设计应对危机。作者以新加坡国有资本管理模式为例，说明简化监管层级、强化股东权利行使可提升治理效能。这一主张与其早年提出的 “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一脉相承，凸显市场化改革对治理韧性的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