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没有短视频的年代，能够阅读到这样的文字，就相当于去过了那些城市。作者记录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00 年初那段时期世界各地经历的巨变。作者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了中国上海：我发现，上海街头唯一的危险是想要练英语的学生。站在外滩看船经过，或者点数在暮色中飞掠的蝙蝠，还不到片刻，你就会被想要知道单词 “intend” 后面跟动名词是否合乎规范的年轻人包围，你被推到栏杆旁，被挤得上气不接下气。如果 “四人帮” 还在台上，你会把我逼到墙根儿处，往我脖子上挂一块牌子，然后会有一群人围着我辱骂，而不是向我讨教分词的用法！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中国民航 1502 航班上的空中杂志已经是六个月前的了。我感觉像是在一个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飞。波音 707 飞机的座位也像是一批来自更老的、被拆卸的飞机的便宜货，其中一些倾斜，一些僵硬，人们在非吸烟区肆无忌惮地抽烟，而整趟航程中的饮料仅仅是一杯暖意欠奉的咖啡，由一个毫不迷人的空姐送来。对这一切我一点也不惊讶。我知道自己挺幸运，过道中间没有为多订的机票摆放藤椅。作者诙谐幽默的语言文字具有文学价值和可读性。他说话时那不勒斯口音的最后痕迹也几乎被隐没在澳大利亚英语那雄健而扭曲的元音下面。大多数多伦多人仍然对它抱有这样的尊敬，以至于我怀疑就算有炸弹出现在国王街，引信嘶嘶燃烧，他们也会等待交通灯变绿，然后才逃向地下通道。我几乎是立刻就在俄国圣彼得堡遇见了一位苏联红军的空军上校，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栋明显已被废弃并且相当破败的廉价公寓里，他的房间里床没铺，碗没洗感觉很不舒服。在我看来，他像是一个笨拙的挣扎者。他告诉我，20 世纪失落的苏联曾经是他生命的支柱。他经过一番努力往上爬，从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攀到红军空军那滑稽的软塌塌的帽子与巨大的肩章，接着他又突然走了下坡路，从对自己作为国家主人并且拥有特权的绝对确信中跌落到这个荒凉庭院中没铺好的床上。他忍不住疑惑这一切全都是怎么了。

实际上，韦尔斯的教长非常忙。他让我看他的日程表，里面可真是塞得满满当当 —— 哪怕是明确标记为他假期的星期四，也被和法官寓所委员会的会面侵占 ——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剧团经理人的生活，而不像是一个牧师的，这是因为，如今的大教堂远不只是一个圣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交中心、一个音乐厅、一个旅游景点，就韦尔斯而言，很大程度上还是举国关注的焦点。几年前人们意识到，韦尔斯大教堂的西面边界（包含一组无与伦比的、并不特别令人兴奋但却是无可否认的中世纪雕像）已然崩塌，随后，由一群温文尔雅的职业呼吁者发起的呼吁突然令韦尔斯的衰朽变得比其幸存更有名（像威尼斯一样），并且给尊贵的教长的生活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