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帝王 —— 汉武帝能够实现 “匈汉战争” 这个非比寻常长期战争之最大要素，就在于汉武帝这个人。汉武帝将打倒匈奴作为毕生所愿，并为达成此目的而不惜做出所有牺牲。与其这么说，不如说他不在意任何的流血、负担及不幸。而他本人却一直留在首都长安，没有任何想要到前线体会战争艰苦的意思。他是一个纯粹下命令的人。身处后方的民众声音，都未曾到达汉武帝的耳中，甚至不如说汉武帝根本也没有想过要看或是要听。不仅如此，对于他身边的将军或是大臣幕僚等亲近者也都是毫不犹豫且毫不在乎地用过即弃。真是可怕的帝王！李陵及其妻子、家族，还有司马迁自身的不幸，也全都在此。但是，关于他们遭遇的惨祸（虽然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李陵投降匈奴这件事本身，抑或是在李陵投降被误会将汉朝情报流出，但不管是哪个原因，都不会改变李陵整个家族都被处刑之事实），并非汉武帝的责任，而较倾向于是汉朝的这个法治国家体制所导致法制面上的当然结果等。但是，让国家方针维持在异常长期的举国全力作战状态，并将其牺牲强加于全部臣民身上者，就是汉武帝。悲剧的源头，就是汉武帝。这也是所有重点之所在。若将这一切以 “法治” 这个乍看之下具有现代风格之自作聪明主张，做出最符合的辩护又会如何呢？汉武帝这个帝王本身，还有汉朝这个帝国本身的不慈悲、残酷无道及苛刻暴虐，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谬论都无法掩饰吧？人不是为了 “法治” 而存在。“法治” 是为了人而存在。更何况在这个时代，成为 “法治” 之 “法源” 者，不是别人就是汉武帝本身。因为完全遵循以推进战争者为 “法源” 之国家法律，将灭族也作为体制上之当然结果的主张，真是愚蠢至极的论述方式。的确，要将近代西欧风格的法治概念套用在原本就是由绝对专制者统治支配的古老中国之事物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相当奇怪。在绝对专制者统治支配下的 “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与以罗马法为起源的西欧 “法的精神”，到底又有何种程度的联动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应该要进行认真探讨。只要武帝将目光稍稍转移到由自己强行推动的战争惨状上，稍微反省并且进行国家法律的改革，这些以李陵事件为代表的许多不幸就可以避免。但是，在武帝身上完全看不到反省心。虽然是啰唆的重复说明 —— 异常执着地推动长期战争、带给人们莫大不幸者，就是汉武帝本身。但是，帝王不会被罚。在这种情况下，他持续施加在大臣庶民及万民身上的傲慢、恶毒狠辣，已经超越人性。而打算将这种行为以 “法治” 这个名词进行正当化，只能说是误解 “法” 这个东西的虚空言论。问题终究在汉武帝这个人。在汉武帝心中，对于我们这类生存在市民社会者，有超越想象的部分。在武帝的心里面，所讨厌的恐怕不光是臣属于匈奴帝国这个状态。对匈奴国家本身，还是有匈奴王单于的存在这件事，应该也是厌恶至极吧！汉武帝对于在这个土地上，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可相抗衡的权力者存在这件事，应该是无法忍受。在他一个人身上展现出人类本身具备、或者说是可能具备之最大限度的支配欲、征服欲、权力欲。在这个层面上之意义，可说是相当少见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高知名度的汉武帝，不论是好是坏，不得不说他异于常人。公元前 141 年，16 岁登上皇位的汉武帝，直到公元前 87 年去世为止，他在位时间长达 54 年，光从在位期间相当长这一点来看，就已经有别于常态。透过之后的历史来看，被称为 “中华” 也被称为 “汉土” 的这片广大区域，由秦完成统一大业后，不论是在政治面上或是其他方面，总之在意识上变成一个整体后，直到汉武帝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帝王的在位时期与汉武帝一样长。即使称为始皇帝，但秦始皇作为中国帝王的岁月，就如已经说明过般，事实上仅有 11 年。另一面，跨越半世纪的汉武帝，只能说是天生的帝王。不仅如此，在悠远的中国历史上，若论治世之长久，能与汉武帝相比的大概就只有清朝康熙、乾隆等少数几位帝王。实际上，就汉武帝在其长期统治中所发挥的权力之大及其总量来看，可说是凌驾秦始皇的绝对权力者。换个说法的话，在善恶相伴之间，总之，就是一位权力相当大的专制君主。但是，毕竟还是黑暗面的印象较深，不论好坏，都很难将他归类为如同少数人所说的是具有 “明君” 稳健形象之人。原本在 “中国” 这个政治传统上，看起来似乎有与政体变化无关且跨越时代、动辄就会创造出唯一至上的绝对权力者。说不定将此说成是某种 “文明体质” 会更为恰当。这种形象的根源，通常会被追溯到秦始皇。但是就现实面来说，应该可说是由汉武帝开始才确立该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