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 “社会转型” 的剧烈变动的世界中。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伊亚尔和塞勒尼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社会变革过程的发生是向社会学家发出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Eyal et al.，1998）这些被称为 “新布达佩斯学派” 的社会学家试图提出 “资本主义类型学” 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King & Szelenyi，2004）。与此同时，作为 “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 的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 “第二次大转变”（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论断；他同样认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Burawoy，2000：693）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