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从战略蓝图出发，而不是对零散事件做出反应。政治家必须根据并不充分、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信息做出勇敢的决策。在谈判中，美国的出发点应当是明确阐述自己的需求，并理解谈判对手的历史、文化和目标。最重要的，美国的领导力依然不可或缺，这一点没变。要实施美国的领导力，迫使我们整合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 —— 正如半个多世纪前我在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中写的那样，要 “努力协调我们认为是公正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

本书是基辛格亲密战友温斯顿・洛德为与基辛格的对谈录。从体量上看，本书称不上是完整的基辛格传记，更加像是基辛格对尼克松时期的回忆以及对自己战略政治观的概述。这本小册可以算是基辛格传记的素材补充。在基辛格的叙述中，外交策略想要在美国产生效用，一是要抵御住汹涌的民意，二是要在政府的利益集团内部达成妥协。基辛格在美国政治中的定位不是权臣，而是军师。他在尼克松时期的高光表现，一方面是与尼克松性格与战略目标的相投，二是冷战氛围下的强大外敌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限制兼底线。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都在书中承认，现在的美国已经没有作出从前那种大战略的余力，这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精神的自我堕落，二也是内部利益群体与政治机制的原子化与对立化。今天的美国也许还潜藏基辛格式的人才，但这些人才不再可能于国家层面有任何决策能力。基辛格在本书中所说的战略，是立足于国家自身长远目标和总体国力，在重要地区和重要事件中 “四两拨千斤”，增加自己的国家在他国决策阶段的影响力。基辛格的战略观其实是一种帝国主义，他也要为 20 世纪以来若干场大型战争和无数人民的牺牲付一定的责任。讽刺的是，基辛格晚年在自己的国家被边缘化，反而在自己曾视为对手的国家受到礼遇和尊重。这并非是因为帝国主义换了国家，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丢掉了自己的 “里子” 。国家间的博弈好比下棋，如今国际秩序中的发达国家就像是在围棋盘上放国际象棋棋子，又或者总是用掀棋盘威胁自己的敌人。缺乏战略与目标的敌人不能赢过自己的对手，却能为自己的对手带来不必要且无法理解的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和平时代的战略家们开始怀念那个箭在弦上战争年代的原因。

越战，中苏边境冲突给开放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