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作为中美建交的亲历者和顶级战略家，在这本书里展现出的不仅是外交细节，更是一种独特的 “大战略视角”。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其他社会，包括美国，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普世适用。然而，唯有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并使四周邻国默认这一观点。中国古圣贤认为，世界永远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顺应世界潮流。没有可供移民的新大陆，天涯海角也没有人等待人类救赎。中国是片福地，中国人在这块乐土上生息繁衍。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这也许是中国遗弃航海传统的深层含义。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 “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中国曾经的皇帝认为，试图对不幸远离中国的国家施加影响是不现实的。在中国，例外论体现为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危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中方领导人培养的 “友谊” 不过多在乎个人性质，而是更重视长远的文化、民族或历史的纽带，而美国人所说的个人关系只是针对谈判对手本人。中方说的友谊是通过无形的因素来培养长期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而美国外交官则是重视社交往来，以便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国领导人愿意为了对友谊忠贞的名声而付出代价（当然这代价也不是无限制的）。例如，尼克松辞职后，人们都对他避之不及，毛泽东却又邀请他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974 年因出了丑闻而退休以后，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有能力，当然也有这个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长远。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领袖。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哪怕以后在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外国的谈判对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在违背自然，自己的行动注定只会在中国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条逆流而动、微不足道的痕迹。领导人不可能创造出时代背景，他们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致。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他们就会一败涂地；反过来，如果做得不够到位，也会一事无成。要是他们稳扎稳打，建立起的崭新的关系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这一关系符合各方自身的利益。社会依赖一般行为标准来运作，靠沿袭旧制来维持 —— 但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才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干。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经战祸考验，终得以延续。内容丰富！

此书算是新中国中美外交史的总结回顾和记录，作为亲历者虽然此书是助手的汇编但还是弥足珍贵的，值得一读。但同时作为美国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还是对中国人民族性格和历史有不少误解。也反映出美中交流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此书在中国出版，并有这么多人研读，我相信对美国的了解，中国的智库应该更精深，中美民族性格两级，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应该更了解美国。基辛格犹太人的实用主义和中国人契合，但内心还是认为中国是天朝中心论，喜欢万方朝拜。当年他千方百计让中国靠向美国（兵乓外交时，他也在飞莫斯科），现在看到中苏同盟，也够他痛心疾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