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这本书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书籍？词典告诉我们，书是 “装订成册的著作的总称”。然而，《全球书籍史》却拓展了这一概念的边界。书中提出，书籍的五个要件是图形化、易读、便携、可复制和耐用。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古代的帛书虽然没有装订，却也是书；早期的书籍形态包括甲骨、楔形文泥板、莎草纸，甚至美洲印加帝国的结绳记事 “奇普”。从这一概念出发，本书呈现出多元的、演化而非进化的书籍史。历史未必是 “焦点时刻” 的串联，许多重大变革是悄无声息展开的。本书最引人深思的，是它对历史常识的颠覆。我们之前受到的西方宣传影响，想当然的就认为古滕堡的活字印刷术一经发明，就迅速改变了西方世界。然而本书却揭示了更为复杂的真相：古滕堡印刷机早已失传，其具体操作方式今人不得而知。当时的图书发行量很难超过千册，新技术的红利其实相当有限。更令人惊讶的是，早期印刷厂常常缺乏业务，只能偶尔印书，主要靠为宗教机构印刷宣传品甚至赎罪券维持生计。在古滕堡去世 99 年后，才有了第一张肖像画，而且完全来自画家的想象。历史的真相是，在活字印刷术发明后，抄书市场仍维持了数十年之久。本书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书中明确指出，中国用印刷方法生产文本的历史比西方长得多。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推动了朝鲜和日本的早期印刷，并催生了三种类型的出版：政府出版、非政府非商业出版和商业出版。从 18 世纪初年至 19 世纪中叶，中国有上亿识字人口在消费本国生产的印刷品，其规模超过了现代早期欧洲、日本和朝鲜阅读人口的总和。书中对书籍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尤为深刻。在历史长河中，书籍既是解放思想的利器，也是规训思想的工具。从宗教典籍到世俗读物，书籍始终处于权力网络的中心。书中考察了书籍审查制度、出版许可制度等历史现象，揭示了知识生产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世纪时，卡特里派与天主教会相争，最后裁定各将著作投入火中，被焚毁者败。卡特里派尝试三次，书皆化为灰烬。而天主教会拿出圣道明的著作，试了三次，书入火即跳，甚至撞上房梁，在上面烫了一个印，自身却毫发无损。这种 “神的判决” 显示了书籍在权力斗争中的象征意义。如今在互联网冲击下，图书业正面临困境。2017 年针对日本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近 50% 的受访者自称读书时间是 “零小时”。图书业即将消亡吗？我们会是最后一代读者吗？本书就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当网友纷纷表态不常阅读的同时，全球图书出版的品种与数量并没显著下降，且各种考试用书反而在增加。新技术以挤压旧技术空间来寻求扩张，这意味着，只要找到不可替代的空间，阅读就不会死。正如法国诗人马拉美所说，标题、留白和字词的巧妙排布，以及精心设计的阅读体验，构成了书籍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