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里的学者，细分课题研究是专家，宏观课题不是简单的科学问题，有政治平衡和国家战略，学者论政往往被打脸，本书也是如此，看数据帮助个人思考，对作者结论不可当真，那本《大国大城》我已评述，本书也不太靠谱，因为中美人口规模和民族结构不同，移民国家可以根据市场自由流动和淘汰，可我们东亚原住民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调控，雅加达和孟买已经出现问题，疫情期间如同城市遭遇经济危机，在乡村有土地的外地人有退路和缓冲区，否则拉美大城市病已经呈现，美国排名前十的城市人口已经跌破百万了，所以用美国西方城市的发展模式套用中国没有可比性，新加坡也才 400 万人口，86% 的人口居住政府组屋（经济适用房），首尔的超大城市和房价扭曲已经造成民怨沸腾，我们只要回顾一下 40 年中国城市发展过程，就明白政府内有高人，并且在逐渐进步。 40 年前开启的城建是北京的环路摊大饼式的做法，就是因为北京市委人员不想去通州，平安大道的开膛破肚，也让北京无论是拥堵还是户口限制都集中了各种大城市弊病。30 年前从上海浦东，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开启了双城（新旧城模式），上海人当年还固守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浦东机场还需要磁悬浮列车联结，认为非常遥远。可后来的福州机场，大兴机场，青岛机场都越来越远。从广州的新城，南京，西安，武汉和成渝，新的造城运动已经是城市带了，这些新兴城市的特点就是用轨道交通连接城市多中心，在这些城市已经没有唯一的市中心了，书中关于市中心的叙述只是反映作者居住的上海城市面临进一步发展了。说回北京的城市发展，随着北京的通州城市副中心建成，到雄安新城，冬奥张家口线路，涵盖上亿人口的京津冀城市片区已经在规划并在未来会实现，那时北京就没有户籍限制了。现在的户籍限制是超大型城市的无奈，学校等资源不够分配，随着北京城市带的扩大，人口老龄化，让中小学资源不再稀缺，看日本和韩国经验，10 年内只有 985 高校才是稀缺资源，也就不存在户籍限制了，江浙地区农村户口的价值已经远超城市户口。特大城市不会无限发展，底层逻辑还是经济发展，日本 GDP20 年停滞，也让东京的房价和城市规模都缓慢下来。如果中亚发展，西安和喀什都将辉煌，成渝经济带，西南的发展，也有双循环战略的考量。20 年前对高铁的建设反对声音不小，太阳能也是如此，中欧班列更是觉得莫名其妙，所以书中还是用固有思路，认为对落后地区的投资是 “浪费” 和低效，在西藏有线电视，流量包月 40 元，上海同样服务要几百元，珠峰安装基站，是浪费吗？转移支付逐年升高，中国的城市化有后发优势，一定会吸取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作者看到政府的手就往落后的 “计划经济” 上想，还是被西方洗脑了，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现代城市的发展应尊重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客观市场规律，通过提升治理水平来解决大城市病，从而在活力、宜居与和谐之间取得平衡，实现更高效、更包容的发展，而非用计划思维强行控制人口。1. 城市是方便见面的容器，集聚是效率的体现。城市，就是人多好办事的地方。人往城市跑、往大城市挤、往市中心凑，是因为扎堆在一起，上班、生活、娱乐都更方便。想想看，在老家村子，可能要走几里路才能找到一个小卖部。但在大城市，下楼走几步就有便利店，叫外卖半小时就到，想看电影、看展览、看医生，都有很多选择和便利。这就是人多带来的好办事，各种服务因为顾客多而能生存、竞争、升级，最终让大家生活更便捷。2. 城市发展存在三元悖论：控制人口规模，就不得不在活力、宜居与和谐中至少放弃一个。想控制大城市人口，发展、宜居、和谐这三样好事，至少得放弃一样。不让城市长大，经济增长、环境舒服、社会和谐就很难同时做到，这是个三难困境。这就像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家庭难题。比如对孩子，既要他成绩顶尖（发展），又要他每天快乐玩耍没压力（宜居），还要他孝顺听话不叛逆（和谐）。如果还严格控制他的时间和行为（控人），这三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同时完美实现，必须有所侧重和妥协。3. 用脚投票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善营商环境和生活质量，才是地方抢人的王道。人会用脚投票去好地方；哪儿工作好找、生活舒服，人就会去哪儿。吸引人的根本办法，不是给补贴，而是把城市本身建设好、管理好，让大家愿意来、留得下。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小镇去北上广深？因为那里有更多高薪的工作机会（好工作），有最新的展览、戏剧和潮流品牌（好生活）。反过来，为什么现在有些企业从一线城市搬到杭州、成都、合肥？因为那里不仅给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努力提升政府办事效率（营商环境），修建公园、改善环境、打造城市特色（生活质量），最终吸引了人才和企业。4. 人口密度高利于防疫，城市堵源于治理不善而非人多。城市生病（比如疫情扩散、交通拥堵），问题在人多，根子在管。人多不是问题的根源，管理跟不上才是。治理好了，大城市可以既安全又畅通。就像一个优秀的班主任管理一个大班。一个班有 50 个学生（人口多），如果管理混乱，就会吵闹不堪、问题百出（城市病）。但一个有经验的班主任，通过制定清晰的规则、建立高效的班委、合理排布座位、及时处理矛盾（好的治理），就能让这个大班井然有序、学风优良。问题不在学生多，而在管理方法。总之，与其花费力气控制人口，不如用心提升治理水平。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经济规律，是挡不住的人往高处走。因此，城市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是人太多，而是没管好。试图用计划手段把人按在中小城市，只会让城市丧失活力，是一种违背规律的倒退。出路在于转变思路，从规划人转向服务人。通过改善交通、环境、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让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产生最大效益，同时把拥堵、高房价等城市病成本降到最低。城市间的竞争，未来比拼的不是谁更能控人，而是谁更会治城，更能让聚集于此的人们安居乐业。

每一个城市都在提供它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高铁是用来运输人的，它使得人们到不同的城市享受服务的便利性大大地提高，人的 “运输成本” 大大下降。大城市所能够提供的服务是金融、文化、咨询、教育和多样性的消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于大城市所能够提供的服务的需求要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和农村所能提供的服务的需求。因此，当有一种技术能够让人们更加便捷地获取大城市的服务的时候，大城市的优势就进一步被加强了，它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和提升收入的空间也就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