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精彩

读完这八讲内容，最大的感受是 “唯物分析” 的章节，要远比 “思想观念”“经学分析” 的章节精彩。这里先用第六章明史部分来展示唯物分析的厉害之处。一 明代的财政转型明代是最有趣的一章。这章完全是在唯物的金融逻辑下来看待明朝的政治制度转型，特别是用白银建立了近现代的通货体系之后，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治理制度。生活在现代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没有货币的时代。虽然古代确实存在五铢钱或者银元宝一类的通用货币，但是它并不构成古代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古代社会的主流课税方式仍然是米粮和劳役，现代社会人很难理解这一点。用米粮或者劳役而不是货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的条件，货币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货币的计量单位。今天大家都用纸钞，感觉不到这一点。但是古代的货币是按照 “重量” 计价的。那么就存在大宗货币运输和日常消费之间的矛盾。比如，日常生活用的都是 100 块以内的交易，那么如果用银元宝的话，很难拆分出一两块前的极细微散碎银子，也很难称量。所以日常交易必然是使用铜钱。与此同时，跨地域的货币运输，比如现在的收税体系，就要求高价值货币的转运。如果采用铜钱，那么就是几吨甚至几百吨的铜钱从地方运输到中央，再从中央运输到地方作为财政拨款。所以，如果中央课税的话，必须使用贵金属，也就是金银作为通货载体。那这里就出现了日常消费和转移支付之间的二元通货，也就是铜钱和金银。在人民币时代，这看似不是啥问题，100 个 1 元就是 100 元。但是在古代，就会出现铜钱和金银之间的汇率转化问题。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例如，如果采用金银收税，那么必然会在收税结算日的时候，产生大量的金银需求，那么此时必然就是会铜钱价格暴跌。此时钱庄等有储蓄的人，就会低价购买铜钱。但是在征税日过去之后，货币的供需关系又恢复到日常消费所需的货币流通量上，此时钱庄就可以相对高价的出售 / 使用铜钱来购买资产。如此就会产生土地兼并扥贫富剧烈分化的现象。那么米粮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么？出现了，而且正是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使用货币计税之后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也就是在纳税日前的米价暴跌，农民都需要用米粮换取现金来缴税。但是在货币化税收之前，上缴米粮反而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因为一斤米在平时能喂饱几个人，在纳税日前后也能；在沿海能喂饱几个人，在京城也能。同样，劳役也是类似的道理。但是，米粮同样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运输中会消耗。把 10 斤米的税收从安徽农村运到北京，可能最后只剩下 1 斤，剩下的 9 斤都在路上被挑夫吃掉了。正因如此，在货币化之前，明朝的税收会呈现出乾坤大挪移的特点。也就是点对点的运输。具体可以看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里的具体描述。明朝万历之前税制如此复杂也是如此。第二是标准化的问题。所谓标准化，是指如何保证你的一两银子和我的一两银子都是重量为 80g 的银？铸造标准化的货币，那么就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比如往银币里掺杂质之类的。所以看古装剧，通常会咬一下贵金属，就是为了看是不是掺了其他成分。同时，还有一种做法是把每个硬币的边缘切一小点下去，积少成多，组成新的一枚硬币。这样 10 块钱的硬币就能造出 11 块钱的硬币。正因此，现代的硬币在边缘上都刻有花纹，就是为了抑制这种现象。但无论如何，在古代的技术条件和自然形成的贵金属购买力水平下，很难实现标准化的货币。这让人们在接受大额支付时，很难用贵金属作为可信的支付手段。这一点在墨西哥鹰洋进入后才算彻底解决，也就是铸造工艺问题。但是明代的中后期，条件转变了。首先，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以及明代中国的天量贸易顺差，让白银成为了可行的通货。这也造就了明清与之前中国古代王朝的根本不同，甚至成为了后面雍正改革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的物质基础。其次，地方官员的不断实践，自下而上的倒逼出了新的税制。最早明代的基层官员，比如县官，国家是不支付其县衙的开支费用的，反而让地方上出人来担任各种衙役，这被现在的学者称为 “配户当差”。所谓配户当差，是指把人口划分为一个个里甲，让每一个里甲出一些人来担任县官府的差役。包括县府星宿水利等政府工程，也不是由中央朝廷拨款，而是直接划拨当地的人口服从劳动。这种治理方式和现代国家靠财政拨款的方式完全不同。更好理解的类比方式是在疫情期间的党员先锋队和社区志愿者的概念。同样，在中央财政也是类似的。固定的人口出人来守边、来提供宫殿的木料、来制造烧砖供中央王朝使用。也就要求不同行业的人口应当固定下来，产生了军户等制度，这也就是户口制度诞生的源头，因为这样的制度要求人不能随便流动，财产也不要随便流动。当然，这不是朱元璋的发明，而是来源于元朝 “诸色户计” 的制度。但是在后期，这种配户当差的制度无法执行下去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口的职业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可能某个工匠世家逐渐消亡，某个农民世家逐渐扩张。这都导致最初的制度设计和现实需求脱节。同时，货币化的逐渐深入，让很多直接由里甲制造的东西转换为商业购买。比如书中提到的：由于明代其实没有制度化的地方财政安排，地方政府有很多开支都要由里甲出办，衙门人员的收入、家具设施、办公用品、迎来送往的招待、考试的试卷纸、考生的伙食补助、蜡烛、笔墨等也都由里甲供应。这种由里甲正役产生出来的负担，本来派给里甲办纳，后来逐渐改为按丁田征银，因此就有了一个统称，叫 “均平”。而且，轮流干某个差役，显然不如找专职人员工作来的效率高。最初可能只是张家让李家帮忙，替自己干一期的驿卒，然后补贴点李家的米粮。逐渐发展到后面，李家就成为了里甲中专门负责驿卒的人口。在民间就逐渐形成了专门挡拆的活计。此外，还有些苦差没人想干，于是就找各种方式顶人头，用钱来补偿或者说交换。具体的可参见《被统治的艺术》中有关军户的案例。总而言之，在发展了几十年后，到了宣德年间，朱元璋设计的配户当差制度就基本运行不下去了。首先是民间的变通做法，之后再基层官方逐渐接受了这样的做法。刘志伟教授介绍了宣德年间直隶巡抚周忱在松江和苏州的改革。简单来说，就是调整了这种税收负担的轻重，用附加税的方式取代了之前配户当差的无定额差役征派。最早作为货币支付的是米粮，虽然存在运输消耗、受潮等问题，但是在京杭大运河的帮助下，在一定程度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当时京官的薪俸，也是一半宝钞一半米粮。后来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布和绢也逐渐成为了可作为货币折算的方式。它比米粮的损耗更小，价值更高。也就有了《大明王朝 1566》的故事。最后逐渐变成了白银。这也就是一条鞭法产生的背景。一条鞭法既不是张居正凭空创造出来的改革新思路，也不是朱元璋就比张居正笨，这是有客观生产力约束所产生的结果。但也应当注意到，这实际上是国家财政的货币化或者说金融化过程。必然会带来金融化的问题。这是本书没有提到的，也就是购买力的差异以及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具体就不展开了，反正现代经济中金融业的畸形高薪与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之间的不匹配，是用多少金融经学大师辩经也没法维护的。明代的这种财政金融化的过程，带来了国家深层的智力变化。也就是说，里甲以及相关的配户当差的制度崩溃，国家征税逐渐按照纳税账户而不是具体的人口来派发差役，使得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失控，最终产生了所谓 “皇权不下乡” 的现象，以及地方豪族的逐渐做大，最终带来了明代末期的财政危机。这种解释远比 “封建王朝的愚昧” 或者 “专制制度的僵化” 的经学要有力的多。二 唯物分析与经学史观总体来看，有唯物视角的章节就会比较好看，唯心视角的章节就感觉像是念经。这主要是老师们理工科的基础不行，也跟中国历史学的建立，甚至是胡适有关系。这个历史傅正老师在观视频里面讲过。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原系主任朱希祖（1921-1930）设计的历史系本科教学大纲里，是要求学生在一二年级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学社会等），同时还要补充上一些相关的自然科学（生物、人类、古生物、社会心理学等）。但是 1930 年胡适和傅斯年为了在北大文科夺权，煽动学生发了《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选择的由头就是朱希祖 “不懂西学”（也就是要请真正懂西学的胡适来）。夺权成功后，新的大纲就是现在中国的历史系普遍采纳的断代史、史料学等内容，基本抛弃了自然科学。这样的教学方案，导致了中国历史学者的基本没有自然科学的训练，甚至连社会科学的训练都没多少。这个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经学研究很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年轻的学者身上也看不到希望，这是文理分科的恶果。其实按照朱希祖的设计，现在高中的理科训练已经基本够了，最多到大学再补一些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物理学的训练已经相当够了，反而是文科的训练不足，倒需要在大学里补一下社科基础）。但是在现如今文理分科的背景下，文科生的理科训练完全不达标。除非是像北上的中学能够不以高考为中心，比较良好的贯彻教育部设计中学教育的内容，其他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即便是到高二才文理分科，但是文科生的理科基础基本上连中学物理化学都掌握不了（反之亦然）。这就导致了中国的文科教授的理科基础惨不忍睹，也造成了中国的文科研究整体的垮。特别是在门槛低的文科，比如历史、法学（反而中文系因为语言学的关系，有不少学生反而有些理工训练痕迹）。而且更绝望的是，现在已经没有通才式的学者能够建立这样的本科教育体系了。现在的通识教育估计还得摸索好几代。《新雅中国史八讲》里面之所以能将明代讲的这么精彩，也是因为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兴起了 “白银世界史” 的观念，而不是中国学者的创造。这些内容更像是综述和细化 “白银世界史” 的内容。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国家，却无法诞生出大量唯物分析的历史精彩研究，这不得不说是种遗憾。这才是马工程应当推进的方向，但现在却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话还可以这样讲，事情还可以这样理解。每一位都按终局答案来想象真实，才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个越来越真善美的过程，还是个越来越接近真相的过程，还是终于把前人不好说出来的话说出来了？如果是，那起码是一个越来越天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