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好的一本书，如《翦商》是开创性的新的史学写法，关于大清中国知识界最流行的故事就是 “马戛尔尼访华记”，绘声绘色的描述大清皇帝对西方的 “无知” 和误解，让中国错过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落后挨打是咎由自取，而西方学界也把中国的体制描述为 “朝贡体系”，将中国塑造成希望 “万国来朝” 的帝国，本质是攻击中国的 “一带一路” 政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西方的霸权思维腹诽中华文明。本书以一张鲜为人知的康熙谕令为切入点，揭开清朝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图景。这张朱红色的 “红票” 是康熙为寻找派往欧洲的传教士钦差而发，虽未见于正史，却成为作者解构 17-18 世纪全球史的关键线索。本书以微观叙事挑战宏大框架，通过传教士群体、宫廷政治与跨文化互动，重新审视了 “闭关锁国”“文明冲突” 等传统历史叙事的局限性。这份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的谕令内容为寻找滞留欧洲的传教士，要求途经的俄商与欧洲商船协助传递。这一未被正史记载的物件，成为作者串联起传教士网络、外交博弈与知识传播的锚点。孙立天通过红票的流散轨迹，揭示了清朝与欧洲非官方但密切的接触：传教士既是文化桥梁，也是权力博弈的棋子。康熙派传教士出使欧洲，既为寻求科学支持，亦暗含对罗马教廷的试探，而在华传教士群体内部对教廷指令的服从与反抗，则折射出信仰与政治的张力。书中颠覆了 “康熙因兴趣接纳西学” 的刻板认知，提出 “接触催生兴趣” 的颠覆性观点。康熙对传教士的信任始于其实用价值：南怀仁改良火炮助力平定三藩，汤若望修订历法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这种 “工具理性” 使传教士得以深入宫廷，甚至参与机要。例如，康熙巡视东北时坚持携南怀仁同船，面对权臣佟国维的质疑，直言 “南怀仁归朕管”，凸显满人主奴关系对宫廷生态的渗透。作者通过大量细节（如康熙学习几何术语 “元”“次”“根” 的翻译），论证了技术传播与权力结构的共生关系，而非简单的文化倾慕。从这些传教士完全对中华文化的融合，并成为康熙的 “家人”，完全不存在康雍乾三朝皇帝对海外信息的陌生和不了解。雍正朝的禁教政策常被视为 “闭关锁国” 的开端，但作者指出，这一转折实为宫廷权力更迭与传教士内部分裂的结果。康熙晚年因 “礼仪之争” 对教廷产生警惕，而雍正登基后，传教士卷入夺嫡斗争（如支持八爷党的耶稣会士遭清洗），加速了皇权对宗教的压制。书中以杨光先反教事件为例，批判了 “汉人士大夫集体排外” 的简化叙事，揭示士大夫群体内部对传教士态度的分化 —— 既有杨光先的激烈反对，亦有江南文人通过传教士获取西学知识的隐秘渠道。这种复杂性消解了 “文明冲突” 的二元对立，凸显历史的多维面向。参考近年中国 “孔子学院” 在西方的遭遇，文化输出西方比东方更警惕，看今天梵蒂冈和中国依然没有建交，也应该思考西方的政教合一，看西方对美洲，印度和非洲的殖民地行径，游牧民族的本性是能掠夺不会老实交换，再看今天懂王草台班子上下：“China is raping the United States.” 干不过就加关税，围着中国卖毒品（鸦片），康熙当年和外国使团交往就已经解决了礼仪问题，乾隆爷面对 “马戛尔尼” 秉持的是 “黄鼠狼给鸡拜年”，根本不是什么礼仪冲突。本书非常优秀的是国内少有的摒弃 “近代化滞后” 等空洞理论叙事，而是从档案、器物与个体叙事的细节切入。例如，通过对比康熙与路易十四对传教士的利用差异，指出清朝 “以技术换权威” 的统治逻辑与欧洲 “以传教拓殖民” 的帝国策略本质不同。书中对内务府运作、包衣奴才文化的剖析，更揭示了清代官僚体系与传教士网络的隐秘交织。这种 “自下而上” 的视角，既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 “启蒙叙事”，也为比较史学提供了新路径。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红票研究的空白，更在于示范了如何以小叙事解构大历史。作者从几个生动的场景叙述，让这位 8 岁登基 14 岁亲政在位 61 年的康熙大帝的宏阔气度跃然纸上，想这位帝王 35 子 20 女，最小的儿子出生时 62 岁，对比清朝末期皇帝已经绝嗣，可见王朝初期的生命力也是天命。对比大清和印度，与西方列强遭遇后的境遇，西方列强时刻在觊觎别人，随时都想着劫掠和殖民，而是否能蛇吞象，在于所在地 “洋奴” 代理人的培育。200 年前（1820）年前后，中国对世界贸易还是顺差，西方列强通过毒品（鸦片）输入和炮舰威逼下的工业品倾销，摧毁了中国经济，让中国经受了百年屈辱，现在我国又是对列强贸易顺差，面对美国贸易战，我们 “不跪”。2025 年 #141

本书从一张康熙年间发往欧洲的 “红票” 说起 —— 这张朱红色的谕令上印着满、汉、拉丁三种文字，内容是康熙派人去罗马教廷打听失踪 “洋钦差” 的下落。红票就象是个钩子，把我们拽进了清朝宫廷的隐秘角落，也拽出了一段长期被正史忽略的中西交往往事。在我看过的传统的中西交流史，总爱讲 “文明的冲突”，但作者孙立天偏要换个角度。他发现，清初的传教士既不是高高在上的 “洋大人”，也不是被排斥的 “异类”，而是被编入内务府的 “包衣奴才”。这些传教士给康熙造钟表、教数学、设计圆明园，甚至参与擒鳌拜的政治斗争，靠的不是文化认同，而是 “主奴关系”—— 他们像皇帝的家仆一样，被编入旗籍，归内务府管，连地方官都无权过问。比如康熙的数学老师南怀仁，每天进宫教课就像去东家上工，连康熙的朱批里都透着 “自己人” 的口气：“尔等西洋人内，若有似南怀仁者，再着送来。” 书里最颠覆的细节，是传教士如何 “打入” 满清权贵圈。明末传教士还在和徐光启这类士大夫打交道，到了清朝却换了路子 —— 利类思、安文思两位神父被清军俘虏后，成了康熙外公佟图赖家的包衣奴才。靠着这层 “家奴” 身份，他们不仅保住了命，还混成了康熙的 “自己人”。后来汤若望卷入历法之争，也是靠佟家出面才捡回一条命。作者用这些故事说透了一个道理：在清朝，想接近皇帝，与其当 “外臣”，不如做 “家奴”。红衣大炮的桥段更颠覆我以往的认知。过去总说传教士靠造大炮赢得满清青睐，作者却扒出另一层真相：佟图赖的堂叔佟养性才是后金造炮的关键人物，而传教士能沾上光，纯粹是因为佟家需要懂技术的 “工具人”。康熙让传教士当 “洋钦差”，也不是为了文化交流，而是想用自家奴才去和罗马教廷 “吵架”—— 当时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康熙觉得这帮 “伪中国通” 传教士误导了教皇，气得亲自派家奴去欧洲 “澄清”。这些细节把高高在上的 “全球化” 拉回了地面，原来所谓中西互动，不过是皇帝在解决家务事。

读完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诚恳。在书后的感谢致辞里，他提到这本书的成型过程。原本他想把博士论文从英文原版著作直接翻译成中文，可最后干脆直接用中文创作。这么好立意的历史作品，虽说作者自谦中文水平退步了，但我倒觉得，恰恰是这种质朴的中文语言，表达出的历史观点很能说服人，并非靠华丽言辞打动人，这一点令人钦佩。而且读完这本书，身为中国人，会感到一种自豪。这种自豪并非源于取得多大成就，而是中华文明的包容度与开放性。尽管在历史进程中，能看到个人的偶然性，尤其是在中华 5000 年皇权社会里，皇帝的作用巨大，甚至在某些表象上似乎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但在作者笔下深入挖掘后，展现出的是中华文明巨大的包容性，这真的让我们中国人深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