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好的一本书，如《翦商》是开创性的新的史学写法，关于大清中国知识界最流行的故事就是 “马戛尔尼访华记”，绘声绘色的描述大清皇帝对西方的 “无知” 和误解，让中国错过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落后挨打是咎由自取，而西方学界也把中国的体制描述为 “朝贡体系”，将中国塑造成希望 “万国来朝” 的帝国，本质是攻击中国的 “一带一路” 政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西方的霸权思维腹诽中华文明。本书以一张鲜为人知的康熙谕令为切入点，揭开清朝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图景。这张朱红色的 “红票” 是康熙为寻找派往欧洲的传教士钦差而发，虽未见于正史，却成为作者解构 17-18 世纪全球史的关键线索。本书以微观叙事挑战宏大框架，通过传教士群体、宫廷政治与跨文化互动，重新审视了 “闭关锁国”“文明冲突” 等传统历史叙事的局限性。这份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的谕令内容为寻找滞留欧洲的传教士，要求途经的俄商与欧洲商船协助传递。这一未被正史记载的物件，成为作者串联起传教士网络、外交博弈与知识传播的锚点。孙立天通过红票的流散轨迹，揭示了清朝与欧洲非官方但密切的接触：传教士既是文化桥梁，也是权力博弈的棋子。康熙派传教士出使欧洲，既为寻求科学支持，亦暗含对罗马教廷的试探，而在华传教士群体内部对教廷指令的服从与反抗，则折射出信仰与政治的张力。书中颠覆了 “康熙因兴趣接纳西学” 的刻板认知，提出 “接触催生兴趣” 的颠覆性观点。康熙对传教士的信任始于其实用价值：南怀仁改良火炮助力平定三藩，汤若望修订历法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这种 “工具理性” 使传教士得以深入宫廷，甚至参与机要。例如，康熙巡视东北时坚持携南怀仁同船，面对权臣佟国维的质疑，直言 “南怀仁归朕管”，凸显满人主奴关系对宫廷生态的渗透。作者通过大量细节（如康熙学习几何术语 “元”“次”“根” 的翻译），论证了技术传播与权力结构的共生关系，而非简单的文化倾慕。从这些传教士完全对中华文化的融合，并成为康熙的 “家人”，完全不存在康雍乾三朝皇帝对海外信息的陌生和不了解。雍正朝的禁教政策常被视为 “闭关锁国” 的开端，但作者指出，这一转折实为宫廷权力更迭与传教士内部分裂的结果。康熙晚年因 “礼仪之争” 对教廷产生警惕，而雍正登基后，传教士卷入夺嫡斗争（如支持八爷党的耶稣会士遭清洗），加速了皇权对宗教的压制。书中以杨光先反教事件为例，批判了 “汉人士大夫集体排外” 的简化叙事，揭示士大夫群体内部对传教士态度的分化 —— 既有杨光先的激烈反对，亦有江南文人通过传教士获取西学知识的隐秘渠道。这种复杂性消解了 “文明冲突” 的二元对立，凸显历史的多维面向。参考近年中国 “孔子学院” 在西方的遭遇，文化输出西方比东方更警惕，看今天梵蒂冈和中国依然没有建交，也应该思考西方的政教合一，看西方对美洲，印度和非洲的殖民地行径，游牧民族的本性是能掠夺不会老实交换，再看今天懂王草台班子上下：“China is raping the United States.” 干不过就加关税，围着中国卖毒品（鸦片），康熙当年和外国使团交往就已经解决了礼仪问题，乾隆爷面对 “马戛尔尼” 秉持的是 “黄鼠狼给鸡拜年”，根本不是什么礼仪冲突。本书非常优秀的是国内少有的摒弃 “近代化滞后” 等空洞理论叙事，而是从档案、器物与个体叙事的细节切入。例如，通过对比康熙与路易十四对传教士的利用差异，指出清朝 “以技术换权威” 的统治逻辑与欧洲 “以传教拓殖民” 的帝国策略本质不同。书中对内务府运作、包衣奴才文化的剖析，更揭示了清代官僚体系与传教士网络的隐秘交织。这种 “自下而上” 的视角，既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 “启蒙叙事”，也为比较史学提供了新路径。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红票研究的空白，更在于示范了如何以小叙事解构大历史。作者从几个生动的场景叙述，让这位 8 岁登基 14 岁亲政在位 61 年的康熙大帝的宏阔气度跃然纸上，想这位帝王 35 子 20 女，最小的儿子出生时 62 岁，对比清朝末期皇帝已经绝嗣，可见王朝初期的生命力也是天命。对比大清和印度，与西方列强遭遇后的境遇，西方列强时刻在觊觎别人，随时都想着劫掠和殖民，而是否能蛇吞象，在于所在地 “洋奴” 代理人的培育。200 年前（1820）年前后，中国对世界贸易还是顺差，西方列强通过毒品（鸦片）输入和炮舰威逼下的工业品倾销，摧毁了中国经济，让中国经受了百年屈辱，现在我国又是对列强贸易顺差，面对美国贸易战，我们 “不跪”。2025 年 #141

很高兴能够读到孙立天老师的这本《康熙的红票》，这是一本既精彩又吸引人的历史书。因为红票的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原来，红票是康熙皇帝 1716 年发往欧洲的谕令，其实就是一张寻人启事。康熙派了四位洋人钦差去罗马，结果这四个人就杳无音信了。本书就从这张红票开始讲起，一路挖掘出了清初皇室和传教士之间的深度交互，还有传教士在清朝接触西方世界国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书中以红票作为开始，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与西方传教士群体之间发生的故事。康熙与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关系交往慎密。孙立天笔下的历史人物特别鲜活，尤其是康熙。作者能挖掘出他实际行动背后的真实想法，真是太厉害了。比如面对罗马教皇提出的 “中国礼仪之争” 问题时，康熙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心，坚称中西宗教文化可以调和。这并非出于 “捍卫中国文化”，而是为了获取欧洲技术和维护自家奴才。在以往的历史书中，大家都把康熙写成 “千古一帝”。本书却借红票指出权力越大，创口越深。康熙一生签发过的红票共 248 道，其中 76 道与骨肉相残有关。作者没做道德评判，只让数据与残迹对峙，让读者自己沉浸其中，听见大清帝国骨骼的裂响。或许，历史真的不在黄钟大吕的祭天文告里，而在一张随时可能被揉皱、被烧毁、被体温焐热的小小红票上。另外，通过阅读本书还让我理解了满人主奴制度，原来满人的 “包衣奴才” 地位并不低的。这也算是这本书的一大收获。根据本书记载，正是利类思、安文思二人被佟氏家族收为包衣奴才，才开启了康熙年间传教士们得宠的命运，也让洋人传教策略从 “当大臣” 向 “当满人权贵的奴才” 转变。此后，康熙把接待来华的罗马、俄国教皇使团看作 “家事” 而非 “国事”，也是受主奴关系影响的缘故。书中还有很多独到见解，比如清初 “历狱” 并非根源于中西文明冲突，本质上是满蒙官员想要参劾汉官而进行的满汉之争。在本书的最后还附录了 “雍亲王至年羹尧书”、“内务府内传教士名录” 等，后面还有许多中西文献，史料详实。本书角度新颖，通俗易懂。红票的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还有康熙个人的处事之道，值得二刷。强烈推荐给大家！

本书从一张康熙年间发往欧洲的 “红票” 说起 —— 这张朱红色的谕令上印着满、汉、拉丁三种文字，内容是康熙派人去罗马教廷打听失踪 “洋钦差” 的下落。红票就象是个钩子，把我们拽进了清朝宫廷的隐秘角落，也拽出了一段长期被正史忽略的中西交往往事。在我看过的传统的中西交流史，总爱讲 “文明的冲突”，但作者孙立天偏要换个角度。他发现，清初的传教士既不是高高在上的 “洋大人”，也不是被排斥的 “异类”，而是被编入内务府的 “包衣奴才”。这些传教士给康熙造钟表、教数学、设计圆明园，甚至参与擒鳌拜的政治斗争，靠的不是文化认同，而是 “主奴关系”—— 他们像皇帝的家仆一样，被编入旗籍，归内务府管，连地方官都无权过问。比如康熙的数学老师南怀仁，每天进宫教课就像去东家上工，连康熙的朱批里都透着 “自己人” 的口气：“尔等西洋人内，若有似南怀仁者，再着送来。” 书里最颠覆的细节，是传教士如何 “打入” 满清权贵圈。明末传教士还在和徐光启这类士大夫打交道，到了清朝却换了路子 —— 利类思、安文思两位神父被清军俘虏后，成了康熙外公佟图赖家的包衣奴才。靠着这层 “家奴” 身份，他们不仅保住了命，还混成了康熙的 “自己人”。后来汤若望卷入历法之争，也是靠佟家出面才捡回一条命。作者用这些故事说透了一个道理：在清朝，想接近皇帝，与其当 “外臣”，不如做 “家奴”。红衣大炮的桥段更颠覆我以往的认知。过去总说传教士靠造大炮赢得满清青睐，作者却扒出另一层真相：佟图赖的堂叔佟养性才是后金造炮的关键人物，而传教士能沾上光，纯粹是因为佟家需要懂技术的 “工具人”。康熙让传教士当 “洋钦差”，也不是为了文化交流，而是想用自家奴才去和罗马教廷 “吵架”—— 当时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康熙觉得这帮 “伪中国通” 传教士误导了教皇，气得亲自派家奴去欧洲 “澄清”。这些细节把高高在上的 “全球化” 拉回了地面，原来所谓中西互动，不过是皇帝在解决家务事。

读完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诚恳。在书后的感谢致辞里，他提到这本书的成型过程。原本他想把博士论文从英文原版著作直接翻译成中文，可最后干脆直接用中文创作。这么好立意的历史作品，虽说作者自谦中文水平退步了，但我倒觉得，恰恰是这种质朴的中文语言，表达出的历史观点很能说服人，并非靠华丽言辞打动人，这一点令人钦佩。而且读完这本书，身为中国人，会感到一种自豪。这种自豪并非源于取得多大成就，而是中华文明的包容度与开放性。尽管在历史进程中，能看到个人的偶然性，尤其是在中华 5000 年皇权社会里，皇帝的作用巨大，甚至在某些表象上似乎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但在作者笔下深入挖掘后，展现出的是中华文明巨大的包容性，这真的让我们中国人深感自豪。

以史为鉴是很多人了解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此举固然不错，可要是用来作为参照的镜子本身出现了问题，我们眼中所看见的世界出现错误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康熙的红票：全球化的清朝》里作者通过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其在清朝的境遇变化带读者了解到一段曾经鲜为人知的历史。与以往认知有所不同，随着最新史料和证据的解读，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和世界。1. 明清之交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是比较长的，如今在西安碑林的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就是告诉世人这一点。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说，明清之际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神父来说，彼此有着各自的选择，也有着不一样的境遇。虽然个人境遇有所不同，但整体带来的结果是经过明清朝代更替之后继续生存了下去并有开枝散叶之势。借助豪格等满族皇亲国戚，基督教神父逐渐走进了皇帝身边，成为其可以信任的群体。从最为常见的观察天象到解释天象以及其他的范围，在不同时期皆有涉及。身处历史之中，其并不能置身其外，还常常随之发生变化。阅读本书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视为是通过在华神父这个独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古代中国以及当时的世界。个别神父的人生轨迹也因为其和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而对整体在华传教士的命运带来了不小的改变。尽管自始至终人数不算太多，可对于数百人的解读后世常常会称之为鼓励与禁止的传教政策，借此套入此后中西方面对的冲突和挑战。2. 回到现场对于历史的学习，人们常常会提及回到历史现场。虽老生常谈，但确实值得不断加以提醒。以本书中这段曾经不被众人注意的历史来看，我们很容易站在后来人的视角上指点江山，却忘记了看清其本来面目。做一个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可想要了解历史的真容就需要考虑当时人是怎么看待一切的发生。不太了解明清史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少受一些误导，熟悉但不固执的读者也会有新奇的体验。对于在华神父，其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并继续存在下去。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清朝对于火炮等当时先进技术的重视。这一点让其在沦为俘虏之后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并在因缘际会中借助人际关系网络一步步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从多尔衮到顺治、康熙以及雍正，在华传教士的待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曾经在多尔衮覆灭之时遭受牵连，却借助曾经经营的关系和人脉重新站了起来，只是这种好运并不常在。在雍正朝的遭遇让其面临退出中国的风险，可终究因翻不起太大的浪花而得以存在。看着书中的介绍再结合此后的历史，我们有时会感慨世事的变化难料，又难以想象其在历史关头带来的更多可能性。3. 火炮之利满清发家东北，以骑射功夫见长，随着和明朝军队的对抗逐渐接受并善用火炮等军事武器。相关内容在《明朝那些事儿》等书籍中皆有涉及。其带来的一大改变就是对于在华外国人的态度转变。本着实用的目的，这些基督教传教士宗教上的差异变得被接受，只要其能在军火这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从制造武器到学习先进技术，其存在的意义非同小可，这也导致其较为容易进入核心圈子。以康熙朝为例，极为实用的康熙，出于实际考量和个人兴趣，给予了这些在华传教士皇帝家奴的特殊身份。单就内务府管理这一点就已经让这群人可以享受比其他宗教人士更好的待遇。满族的主奴关系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的关系绑定，天然的选边站队让其不同于汉人眼中的奴仆。通过其实际处境来说，反倒可以理解为是享有特权的上层阶级中的一员。在教皇派来使者就内部派系问题进行争论的过程中，这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原本中立置身事外的康熙，努力为了他的家奴传教士争取了不少的权益。尽管在其中间发现其说的话常常被有选择的翻译，甚至可以说像拉大旗扯虎皮一样被利用。4. 回归常态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的个人意志在管理国家，尤其是对于传教士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康熙手中的宠儿变成了雍正眼里的普通人，或许可以说后者才是其应该拥有的常态，可惜享受特权日子久了这些神父一时之间难以适应。通过强大的关系网络以及各种人脉试图进行挽回无果之后不得不接受悲惨的现实。好在一番努力之后不用担心被赶出中国，只是活动范围和能力大为缩减，在诸多方面颇受限制。其中的原因除了皇帝本人的爱好不同之外，更加值得注意是其在政治变动中的角色。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在《九王夺嫡》以及《成为雍正》里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最直观的结果就是神父们在政治战队中没有站在胜利者一方。在当时普遍看来，最后登上皇帝宝座的雍正不被时人所看好，考虑到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冲突，彼此不敢说水火不容也至少是难以建立足够亲密的关系。这可能是再多个人努力也难以避免的残酷现实。要是考虑到雍正刚上位之时的政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大清洗中，在华教父们的表现更是让其远离了权力中心。尽管在华多年，其显然仍对于中国的政治游戏没有足够的深刻认识，否则也不会在来自上次的警告声中一错再错。5. 幸运不幸对于在华的基督教神父来说，康熙朝的受宠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得宠之时不光有利于其在全国范围内传教，还可以抵抗住来自教皇的压力而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旦失去恩宠，平凡的日子变得更难被接受。在宗教领域之外，其不光发挥了自身的各种才能，还凭借知识和忠心成为了康熙皇帝的私人助手。从出使外国到进行谈判，颇有些中国社会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享有高人一等特权的日子久了，这些人过惯了好日子大概忘记了艰难的生活才是常态。没有掌权者的庇护，其不过是普通的外国人。或许因为自身才华得以重用，但也可能因为宗教冲突以及造成的系列影响而处境艰难。要是借助后来者的刻意渲染，我们或许可以将雍正朝神父的遭遇解读为中西方之间的一次早期较量。可事实上在当时也好，在此后也罢，其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人数较少、影响有限，关注这些人的经历更像是对于中国和其所处的世界带来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或许这中间难免会受到西方中心亦或者其他的影响，但也会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6. 写在最后在作者的笔下，其在细节以及相关叙述中展现出来的未必是唯一的真相，但会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并会获得更多的启发和思考。作者的观点和解读未必就是标准答案，但确实在目前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历史的解谜游戏可能会受到后来者的个人视角影响，但更多还是要依赖手中所掌握的证据。证据或许就像是神父观察到的天文现象是客观中立的，可一旦进行解读就必然掺杂进主观感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作者的启发，另一方面在重塑认知之时要保持质疑。《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提及历史学家的美德，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怀疑。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正是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于不疑处有疑，大有所获。解答疑问的过程，也是我们进行自我成长的重要阶段，更是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我们或许习惯于听从他人的叙事，可不管是做研究还是生活迟早要给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在尝试的过程中会吃苦头，不过跌倒再多次也要有勇气站起来直面现实。

《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这件拍品不是康熙亲笔谕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宽 39 厘米，长 93 厘米，于 1716 年由康熙内务府以公开信形式印刷出来，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这份公开信印刷出来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 “红票”，英文世界，称为 “Red Manifesto”。红票内容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印出。其中汉文部分内容是：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甚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文字的内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 1706 年（康熙四十五年）和 1708 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有回来。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传回来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

历史，不止是宏大叙事，更多需要细节揣摩

越历史，怀古伤今，有苦有乐。现实世界中身边都是些做金融的朋友，耳濡目染，学到了些市场翻腾的本事，也少了些柴米油盐的烦恼。初中都没毕业的父母经常在我耳边唠叨，祖上都是读书人，给我讲些 “陋室空堂”“衰草枯杨” 的前朝家事。“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潜移默化中我也渐渐相信曹丕所谓 “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选择。好在妻子主外，我安于以 house husband 自居，才有了这些年咬文嚼字、捻须苦吟的奢侈。最后要感谢读者，能坚持读到这里。如果掩卷之后，能在互联网上惠赐您的感想，无论赞美还是批评，都是我的荣幸，我乐于拜读。

这本书以康熙的一张红票为切入点，生动地讲述了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许多故事。让我们了解了康熙帝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兴趣和重视，生动而有趣地再现了那段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让我们对康熙帝的了解也更加丰富而立体，知道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者，开放而包容的理念值得我们发扬和传承。

外国传教士是康熙帝的包衣奴才，才得以皇庭中生存，也轻轻推动了西方医药和现代化工业工艺的传播。但还是没算准四皇子的前程，导致雍正帝的反制，其实雍正帝是为佛学大咖，对于佛教的虔诚信念，是反对天主教、基督教的根源所在！推荐

从高考、考公、证书，到绩效、职称、上市规则… 我们总以为它们在 “公平筛选”，但其实，它们真正在做的是 —— 设置门槛。名校名额是有限的，优质机会是稀缺的，它们不会被均分，只会被竞争。古代的科举号称 “人人可考”，但能长期读书的，从来都不是贫寒之家；如今的 “学区房”，不过是用房价给教育通道标好了价格。这些机制，从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确保稀缺资源，不被大多数人瓜分。结果就是：多数人被拦在门槛之外，循环于普通资源；少数人稳坐门槛之内，持续吸收稀缺资源。

原来传教士在推动中国学习西方科学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原来清朝并不是固有印象中的落后和保守，而是包容和拥抱新事物的。可惜的是，对于西方科学的引进是建立在传教士和皇帝私人关系基础之上的，没法形成为整个国家系统性的转变。随着皇帝的更迭，传教士的纽带作用不复存在，中国错过了机会。历史充满了无数偶然事件，每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件都可能改变它演进的方向。因此，关注宏大叙事，寻找历史规律，固然有其价值，但也不能忘记真实历史细节的作用，往往它们才是隐藏在角落而被我们忽视的重要力量。

正常情况下，书没有好与不好之说，只是看你希望从这本书里收货什么。本书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次看了看清朝的历史。本书讲述了从大清入住开始，一直到雍正禁教这段时间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重点讲述了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教士如何在一个陌生地区传教。欧洲人传教，并不是来了就是直接传教，他们也是从利益出发，中国人需要外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大炮制造技术，所以传教士的表面身份是技术人员，我们需要的是他的技术。他们在中国存在的首要根基是是大炮对中国战局的改变。二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皇权掌控者对外来宗教的接受方法。华夏文明是一个包容的文明。我们是从利益出发，因为大炮技术接受了传教士，又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了下一代。传教士只是一个很小的角度。三是中西方文明冲突。教皇不允许教众在家礼拜孔子和父母。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我们最基础的文明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一个品德再败坏的人，很少有对父母无理的人。其次是儒学。知识改变命运，学而优则仕等名言，都代表了知识的重要。祭拜孔子，代表了我们对优秀人群的敬佩。但是教皇只让祭拜天主，认为一切都是天主给的。这也导致了中国人是一个团结的民族，欧洲强调个体的作用。再有一句就是，美国是一个被外来民族占领的国家，本地的印第安人基本快杀完了。他们对养育他们的土地，认为是自己通过强权得到的，也还可以抢夺别人的土地。但是我们认为是华夏文明养育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他。

这本书火起来的原因不太清楚，看了之后觉得主要原因是通俗易懂，入手的角度也比较特别。先说一下不好的感觉，那就是这本书我一直在找一个问题的原因：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传入中国。作者最后也没有直接给出原因，只是批驳了文化冲突论。虽然这个话题作者肯定给不出一个全面合理大家都愿意接受的答案，但作者确实没怎么说自己的观点。好的地方当然很多，史料就在那里，千头万绪，能从这里挑出让大家都喜欢的那一根线，这肯定是高手才能做到的。红票这种很不起眼的东西，作为一段历史的引子，引出传教士与皇帝的关系，带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冲突，顺带还提了满清贵族包衣的阶级依附关系，这本书能流行起来，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一套东西都似懂非懂。如果都懂了就不爱看了，一点都不懂就更不看了。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这些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少有机会从教会和西方的角度去观察这几个人。彼得大帝与康熙一个时代大家知道，但肯定没想到尼布楚条约跟噶尔丹有关系，这些新角度对于历史初级爱好者来说别开生面，很有吸引力。这本书有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康熙抓鳌拜前，让南怀仁查钦天监历法错误，以钦天监为靶子做一次鳌拜党羽的火力侦察。康熙当时也就十几岁啊，就算所有谋划都是智囊团（孝庄）的主意，那康熙也得拿的起放的下才行。所以康熙肯定是天纵英才，天生的政治家。（再看看我儿子，除了皮肤比康熙好以外…… 哈）

等了半年，终于等到这本书的上架。你永远可以相信得到的办事效率！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的清朝》以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发往欧洲的朱红色谕令 “红票” 为叙事核心，探讨清初中国与欧洲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互动关系。什么是红票？康熙为寻找失踪的赴欧传教士使团，通过内务府印制了包含满、汉、拉丁三种文字的 “红票”，并委托商船和俄罗斯商人带回欧洲。这份外交文件在当代被视为中西早期接触的珍贵物证，据说 2019 年以 161 万元高价拍卖成交‌。书中主要讲了从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到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与清廷的合作，梳理了传教士如何通过科技（如铸炮、历法修订）和宫廷政治（如铲除鳌拜、中俄谈判）融入清廷体系‌，以及康熙时期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以及雍正禁教背后的权力斗争。本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微观史视角下融合宫廷秘辛、科技传播与外交博弈。语言通俗，适合有兴趣的读者。

历史就是历史，存在于细枝末节之中 —— 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人！

之前看过很多书，都提到过康熙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同时也与传教士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并没有了解到传教士在清朝历史演进中的影响，通过阅读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传教士对清朝皇帝的影响，他们已经深入皇家体系，与皇亲国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清朝的自然科学水平其实也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欧洲的联系也比之前了解的要深入，雍正皇帝禁教的行为，间接导致了闭关锁国和科学停滞的现象，这是一本能够让人全面观察和了解清朝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历史的书籍，十分推荐！

通俗易懂，我这种对历史比较木讷的都能看懂，并且带着兴趣看下去

读完《康熙的红票：全球化的清朝》，我最大的感受是：康熙时代，清朝曾经无比接近世界中心，但也在一个个历史的转折中渐渐封闭了自己。作者用一张寻人 “红票” 串联起康熙与西方的交集，让这段中西交流史鲜活而充满想象力。书中最吸引我的，是康熙皇帝对知识的开放态度。他不像传统帝王那样固守旧学，而是愿意与西方传教士探讨数学、天文、物理等科学知识。他派出使团前往罗马教廷，甚至为失踪的使者张贴 “红票”。那一刻，清朝不仅是东亚大国，更像一位年轻的学习者，试图与全世界建立联系。这种气度和眼光，让人感叹中国曾经离现代化并不遥远。然而，历史的拐点也让人唏嘘。雍正继位后，因对天主教的排斥与政治安全的考量，将传教士驱逐出清廷；乾隆时更彻底封闭了西学的通道。欧洲正迎来工业革命，而中国却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如果康熙再活十年，如果雍正没有如此排斥西学，中国会不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它提供了一种 “全球化的清朝” 视角，让我意识到，历史并不是孤立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早在三百多年前便已深刻发生。康熙的红票像一个信号，它告诉我们：交流、学习、开放，才能让文明不断前行。我读完后，既感慨康熙的雄才与胸怀，也遗憾清朝错过了科技革命的窗口期。今天再看这段历史，更像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开放和包容，是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