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于 17 世纪引入东亚的不只是烟草，还有甘薯、花生等多种食用作物，促成了人口的稳定增长。结果与欧洲的情形一样，人口压力导致移民。1848~1888 年间，有 200 万中国人 —— 大多为年轻的男性 —— 外迁到马来半岛、中南半岛、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群岛、夏威夷、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之后发展成全球性的移民，纽约、伦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各大贸易货物集散地都出现了华人区。以上摘自书中想起小时候的我，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每次跟着妈妈去挖红薯和拔花生，都会问着问那，问妈妈，红薯什么时候有的，花生什么时候有的，妈妈回答，打她小时候就有了。那来自哪里呢？妈妈也不知道，只好严肃的对我说，干活，不好好干活，就想着偷懒…… 多年之后，我知晓它们来自哪里。然而似乎并没有往日的好奇心了……

每日一书：《上瘾五百年》。现代文化的精髓就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为追求自我满足抛开传统束缚，把世界的库房洗劫一空。《创世纪》早已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在原始的伊甸园里就不曾言听计从。处在现代乐园里的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就更难了吧！这种发展叫作 “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已经逐渐取得更多也更能有效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这项世界史上的重大发展，乃是奠基于近代早期（即 1500~1789 年间）的越洋贸易与帝国扩张。本书不仅叙述这段时期的商人、殖民者，以及其他权贵阶级如何成功汇集世界各地的精神刺激物质（亦即提神或麻醉物质），也探讨为什么他们的后代子孙明知有暴利及重税可图，却要改弦更张，决定管制或禁止多种（不是全部的）瘾品自由流通。越洋贸易大肆拓展，是近代史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一些原本只生长在某大陆或某半球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从此传播到外地，大大影响了人口结构与生态环境。例如有了马铃薯和玉米这类原产于美洲的粮食，欧洲和亚洲人口才得以迅速增加；天花和麻疹等欧洲传染病夺走了数百万美洲原住民的性命，死亡人口则由欧洲人和非洲人填补。1652 年，荷兰人在非洲南端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供应站，并将酿酒葡萄的栽培技术传入殖民地好望角，本来的用意是想为船员提供一种既可预防坏血病，又新鲜甘醇的葡萄酒，以取代在船舱储放了 3 个月的饮用水。后来英国人于 19 世纪接收了这块殖民地，并加速生产葡萄酒，目的是在取代法国进口酒。19 世纪 40 年代的暹罗人同时饮用从中国、巴达维亚（Batavia，即雅加达）、新加坡、欧洲输入的烈酒，以及本国蒸馏制造的朗姆酒与椰子米酒。一位殖民政府官员曾经抱怨，就算他把奴隶打得半死，还是无法阻止他们把配给的米拿去酿酒，“他们喝这毒药的胃口可真不小”。此后糖的需求量大增，18 世纪年增长率上升到 7%，19 世纪因为有了甜菜制造的糖，增长率又上升至 10%。欧洲国家当中以英国人最爱吃糖（他们的牙齿恐怕也是最糟的），因此每人消耗的糖从 1700 年的 2 公斤，增加到 1800 年的 8 公斤，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更高达 40 公斤。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案例特别值得一提，也足以说明瘾品如何影响而终至主宰个人的生活。体重 122 公斤的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烟瘾酒瘾都很大，而且非常贪吃。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饱受痛风、消化不良、失眠、偏头痛，以及疑心病与妄想症并发的各种病症的折磨。1900 年以后的 30 年中，有超过 100 万名的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西南部，吸大麻烟的习俗也跟着他们进入美国本土。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的医生尼古拉斯・莫纳德斯（Nicolas Monardes）是专精研究美洲瘾品的。他于 1571 年发表一部关于烟草的重要论述，在书中指出，局部施用的烟草可以治愈各种不同的创伤、溃疡、疼痛，口服有驱蠕虫的效果，嚼食可以解饥止渴，抽烟则可提神。莫纳德斯还说，印第安人以抽烟为 “消遣”，享受抽烟带来的晕醉与邪恶幻觉。他在这部广泛翻译流传的书中强调不赞成这种消遣的方式。可见，从一开始，吸烟行为就受到道德观念的约束。同时期 “肯德基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的生意也做到了埃及狮身人面像的脚下，而它在 10 年前 ——1987 年 —— 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的对面开设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分店。演化医学专家伦道夫・内瑟（Randolph Nesse）和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说：“人类千百年来努力要创造一个真正流出蜜与奶的环境，结果却发现许多现代病和过早死亡都该归咎于这个创造出来的成果。真是莫大的反讽。” 美国一位激进的黑人反毒者更有过之，她在受访中表明：“哈林区的贩毒者应该一律处死。”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起，许多态度激进的非裔美国人会从种族灭绝的观点来看毒品问题。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趋势是多项因素决定的，是现代国家的具体表现。这个世界一旦更趋工业化，人们更精打细算，地域间的往来更容易，医学知识更普及，专横的约束更令人不耐烦，就必然需要某种更严格的管制。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现代文化的精髓就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为追求自我满足抛开传统束缚，“把世界的库房洗劫一空”。既然如此，何必再把某些药物列为违禁品？“除了禁果之外，其他尽管享用”，这个指示从来就是不那么容易听从的。《创世纪》早已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在原始的伊甸园里就不曾言听计从。处在现代乐园里的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就更难了吧！

本书的作者是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全书旨在梳理一部上瘾品从起源到流通的宏观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