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表之后，紧接着，就是太史公首创的书，头一篇，礼书，八书之首。为什么是礼书作为八书之首，礼，在太史公心里，是重建国家秩序或者用那个时代的语境，叫重建君臣兵民的秩序，各有名位、各有职分，不得僭越。假如再注意到，史记开头是君王或同级别的王者的记载 —— 本纪，就能明白，君王王者 - 公侯功臣 - 自然下来，就得谈谈，非常关键的君臣关系，以及不重视、搞坏了君臣关系，后果如何严重，为什么应当维系好经营好这个关系。对此，张良、陈平很清楚，韩信不清楚；张耳陈余，都不清楚；项羽更是糊里糊涂，范增以为自己清楚实际根本不清楚。他们的个人结局，我们都知道了，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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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之前的汉代君主，文帝，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位君主，论长远的诸侯王怎么经营，如何用人到合适的位置，暂时不可用又该怎么安排，当属大师级别；遗憾的是，贾谊没能猜得透这个意思，一个因为文人自身的通病，得意时春风百里，失意时非常容易一蹶不振，这个贾谊，还把自身性命搞的太短；二则是因为，文帝没能处理好安抚贾谊的细节动作，这个动作没做，让敏感的贾谊认为，皇帝不再看重自己，哀叹再也不会得到重用，郁郁而终。有研究指出，文帝宏观的，就是给天下诸侯王看的做得很精明，而单独给贾谊看的细微动作，没做或者没做好。他低估了贾谊的情绪低沉之深、低估了敏感脆弱，高估了贾谊的辨察能力、自我消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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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非常懂得，人情人性，对于礼的关键作用，而人性人情，恰恰是看似古板的礼制制度容易遮盖掉的部分。因此，特别提出依据人情人性来制定礼仪制度。刑赏二柄，太史公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史公重人情，不认为应当首先使用刑罚，而是先使用礼，隆礼重礼，人情人性值得尊重，王，还要尊，爵禄，也得重视，这就是史公强调的 “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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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来引导庶民百姓，先讲究礼，先用仁义道德之类正面的东西，来鼓励、疏导，实在有不听非要对着干的，才用刑罚的手段，刑罚不能作为首选。树立典范很重要，道德声望高的，王者亲自表达尊重，以示隆礼重德，以王者之尊、以高爵厚禄来显示对德、礼的合法公开推崇。唯如此，方能经纬万端，让礼的规矩无所不在无所不通。再进一步，就是要达到：一总海内、齐整万民。这是顶端段位的治理理想，但，并非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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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太史公还给出了两周衰颓的原因，以及那个一直都在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哲学问题，八百年怎么就礼崩乐坏了呢。史公很直接：守规矩，尊重礼的人，被人笑话是个傻子，被欺负被侮辱，那个礼得到拥护和践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不守规矩，讲究和践行弱肉强食，撕掉面皮，全靠强力的，反而爵尊禄重，活得比谁都好。礼，就绝不会再被认可，竞争和角逐进入暴力至上的轨道，强者胜，无规则暴力者，获利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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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规则，只在尘埃落定之前有效，鹿入一人之手，再也没有靠暴力重新洗牌的可能，韩信到死都不明白。汉初几大诸侯国，同样不明白。从史料中，我们看不到，诸侯王们对韩信之死的反思和警醒；他们，作为一大块封地的诸侯王，个人的眼界和认识，还不如一位种地老农，没有去深想，为什么高祖皇帝要搞封国和郡县的并存制度。自然的，也就不会去想，汉初，这个特定时代，不过是高祖对秦制度的微调和延续，把秦统治者该做而没做的事，在他手里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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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速亡，给汉初的政治家们提出一个问题，直接上郡县制，还是封国制。首先，包括刘邦在内，都不认为秦是亡于郡县制，而是郡县制度推进得太快，灭楚之后，尤其如此。在秦这样一个西陲小国，有限人口、有限资源的条件下，治理成本也是有限的，狭窄的空间里，拳头打出去，力量集中高效。三晋并入秦国之后，郡县制度还是可以跑得起来，灭楚之后，或者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灭楚之后，秦国的制度就显现出不稳定了，灭楚的过程里，短暂出现过秦国内部的动荡。韩国复叛；昌平君的奇怪调任，以及他之后叛秦降楚，李信兵败，再度起用王翦；这一系列事件，弄得嬴政焦躁不安，灭楚的成本，超出他的估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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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给嬴政的一个提醒，此时，收了三晋和楚国，尤其是楚国，需要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和一个极为关键的团队来消化楚国、消解荆楚之地的残余势力。这个动作没有做；收完七国之后也没有做；秦始皇正式建国称号之后，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其实，都是在为巨大的治理成本降压减负，雄心不小，假如嬴政长寿的话，未尝做不到，然而，秦制就如同始皇的寿命一样，短时间内达到鼎盛，紧接着，迅速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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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亡于苛酷急变，制度绝对是先进的，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需要讲究权变的治政上。秦亡于项羽刘邦这些楚国人，自有其道理在，但这不意味着秦国制度是错的，楚国贵族独大与君主分庭抗礼是对的。刘邦团队明白，项羽团队非常不明白。以项羽韩信为代表，一帮来自秦后期的玩家，满以为还能够回到诸国分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这种意识里，秦国的郡县制度，好似从未存在一样。郡县制的根本意义，是：置换了旧秩序，无法恢复；展现了新秩序，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用司马迁礼书的主旨来说，嬴政为王者、为任何想要调动更多资源的人，提供了更高效的 “礼”—— 新礼已在，旧法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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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个好东西，但要顾及可行，不会带来负担。礼不下庶民，为的正是避免为官作宰的，以礼为借口，扰民疲民，动摇根基。司马迁特地提到文帝和景帝迥异的为政治国的方式，一个是灵活的思路和手腕，一个是急躁躁的快动作，触动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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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很清楚，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听，而要落实起来，就得谨慎再谨慎，有人要增加礼节，文帝没做；有人要大力削藩，文帝也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做，但不是当下，不是在他手里能做，至多，只能做一些准备动作，不可大动。景帝则不同，没有太多经验，也不知道汉初君臣兵民的关系，是经过高祖和军头们商定的，在老一代人离世之前，不能公开搞大动作，再加上晁错其人，耿介不知变通，『目标严重超出能力』，才有后来的诸侯王叛乱。晁错之死，诸侯王势大难制，自己对各方关系的处理之不成熟，这些都让他开始反思，事情可以做，但一定要彻底解决，否则万不可轻易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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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制礼的规则，因民而做、追俗而制，考虑做新的改变，也得因时因地因人，在条件准备好之前，不能直接把核心部分拿出来，否则，老的关系里的相关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前掐死任何的改变，和任何事图推动改变的人，如此，很多事情永远都没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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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围绕着人的，这个主题，太史公反复强调，从各个方面来强调。人有欲，就会争夺，不争夺怎么满足；争夺不得，就会愤怒不满；愤怒不满，无法疏解，就会生出乱心思，做些不被允许、暴力破坏现有秩序的事情。史公讲，人性人欲，不能压制，得想办法找个排泄口，疏导缓解，欲，是要养的：欲望，不会因为物质匮乏或不均，造成阻滞；物质，也不会因为欲望增长而显得欠缺。互相调试，到比较符合的位置，这就是礼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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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欲望增长，不能毫无限度，那个时代，也不能讲绝对平等，而是符合各自的身份地位，不僭越：吃穿住用行，享受的待遇，有明确的规定。各自守着自己的规矩，想要的东西，刚好能满足，就可以；想要更多，只能按照规矩升级，不在更高的级别，不能享用那个级别的待遇，所谓爵禄，衣服，车马，都指的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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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还得兼顾利害两边，不能执于一端。只知道享受，结果可能是堕落到乞食的地步；贪图利益的，势必亏损；懒惰懈怠当作该得的待遇，就会威胁身家性命；固守着老规矩，没发现关系变化的，容易惹来杀身之祸。这里，司马迁是有所指的，景帝晚年的灌夫是典型。跟着创业元老，相互熟悉，地位差别不是太大，交情匪浅，收藏几套兵甲器械，老领导也不会在意，但是，二代三代可就不行了，老臣们得时刻注意维护二代三代们的安全感，因此，那些个老规矩老心思就得果断舍弃。因为这个，丢了性命，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之所以代代无穷，因为木然于已经发生的改变，不愿向前，历史包袱太重了。而这，也是文帝不愿意轻易增加礼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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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对天地秩序的模拟和尊崇。天地，生命之本，万物之本；祖先，子孙之本、后嗣之本；君亲师，治理之本；本，就要尊，用，就得节制；所以，有 “重本节用” 之说。尊崇天，礼敬地，自然而然；尊崇祖先，礼敬祭祀，礼之当然；尊崇君王，尊崇师、亲，也是礼的本意之内。祭祀的事情，也得分身份讲规矩，因为这是沟通天地的资格分化，在哪个等级，就得做那个等级应当做、必须做的事情，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举兵征伐，聚餐宴飨，都是这个逻辑。礼，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顶层设计，具体执行层面，还有乐、律令、历法、天官、河渠、平准等，从旁协助，和在另外的治理层面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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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不是空架子。是兼顾内在情感和外在形式的，一套复杂行为，至高境界，就是内外都兼顾到；能不定期做到其中一个，也不错，这是常态；只能做到走过场，按照形式规定来做，是比较低的，而这也是所谓礼崩乐时代的常态。而突然插入这么一段，阐述内在感情和外在形式，为的是给武帝的封禅祭祀提供参考，祭祀天地、封禅泰山，这是太史公司马迁也极为看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