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开场：女性学者访谈》记录了对于性别意识觉醒了的不同女性而言，意义各不相同。从学院派的角度看，以中国文学、社会学、历史研究者贺桂梅为例，女性主义中 “个人的即为政治的” 总结是她人生困惑的纾解 —— 个人问题都是某种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体的结果。在宋史研究者邓小南那里，女性主义则意味着女性在苦难面前，拥有巨大的能动性，她们拥有坚韧不拔的品性，最终排除万难。在电影研究、历史研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戴锦华那里，女性主义直接解决了她诸多生命中的困顿。在性学研究者黄盈盈那里，女性主义展现了尊重与包容的价值，重新反思自身的理解模式，也要求我们重新理解世界的结构。对媒介传播学研究者陆晔而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带给了女性主义新机遇，“可见” 是承认的前提，媒介切实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生存状况。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强调 “置身局内的局外人”“情感劳动”“同理心之桥” 等社会学概念，对女性主义问题的穿透力。学者应看到撕裂，描述撕裂，这一切是行动的前提。上野千鹤子作为日本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深刻参与者，她将女性主义作为解剖父权制社会的 “利刃”。正如她在东京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这把刀绝不是用于武装，将弱者变为强者，而是正当防卫，使弱者也能拥有生存的空间。一、让 “撕裂” 浮出历史地表历史中总是体现着过去的时代精神，我们既是为了获得精神的滋养而学习历史，也是为了学习经验和教训，看到某种思维的局限性而深入历史。当代是未来的过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于是，当代的社会学和哲学研究、诠释、总结、提炼当代时代精神。女权运动中似乎始终存在两种声音：一面是女性应当获得作为人的普遍权利，一面是女性的传统美德，如照料他人、养育家庭和社群的角色也应当让男性群体共同承担。实现以上两点，始终需要个体和社会双方面的准备。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理解两性的方式，会影响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一个人能否过得幸福。它关系到如何表达自我，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自己。个体的痛苦是如此的普遍，在痛苦来临时，我们总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当遇见持不同意见的个体时，或许应该放下羞辱和指责之心，构建 “同理心之桥”。这份同理心之桥，在黄盈盈那，体现为一种价值立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歧视别人？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日常性和边缘性，因为他人身上的边缘性而歧视他人是什么道理呢？个体永远处于社会之中，在社会层面，“撕裂” 也将永远持续。霍克希尔德在《时间的困境》中呈现的，即家庭和工作的颠倒角色，仅仅是最上层 20%-30% 群体的生活模式，公司像家一样全面温馨喜乐，家庭中则如工作室一样高效便捷，当所有同事成为 “邻居” 的时候，身处这幅充斥着生产力、活力的中产幻象图景中，人们是否还能想起老人和孩子的位置？对于一个人的完整人生而言，他的少年壮年与他的童年老年 “撕裂了”，退休之后，他便消失在社会之中；对于不同年龄群体而言，青壮年劳动力和老人孩子这些市场之中的 “无用之人” 撕裂了；对于两性而言，关照生育、家庭的女性与标准的人类范式 —— 男性撕裂了；同时，顶层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和底层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撕裂了 —— 后者处于 “零工经济” 中，时常不确定是否能保得住工作，所以更愿意将时间留在家里。只有目睹了这些 “撕裂，才可能发现资本主义的 “同一性” 暴力在世界中的霸权性影响。个体的 “撕裂”，可以是 “同情” 的起始，阶层的 “撕裂”，可以是解决问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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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一种专属于女性学者的学术脉络？是否存在一种专属于女性学者的学术脉络？这也是时常困扰我们的问题。这一问题与许多 “是否存在一种专属于女性的……？” 其他问题相类似。从学理上看，戴锦华老师认为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专属于女性学者的学术脉络。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脉络的追求似乎期待了一种父权制逻辑的翻转，或者说期待女性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有别于男性的差异化的存在，潜在地推崇了某种性别本质主义。女性本就是人类的一半，我们并不是一个有别于 “人类本质” 的差异群体，与此同时，当下女权主义的意义恰好在于 “反本质主义”。在我看来，这一回答有些模糊。什么是 “专属于女性学者的学术脉络”？如果从研究者切入，是 “以性别身份觉醒了的女性研究者为主体” 做出的研究，那么，至少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脉络中，存在专属女性学者的独特脉络。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女性作家、评论家群体经历了从否定性别身份，隐藏性别经验到有意识地呈现、构建女性视角的发展，可惜的是，最终归于平静，不了了之。如果从研究对象切入，以 “女性处境变化和女性意识和实践的发展” 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可以算入专属于女性学者的研究脉络，那么 “妇女解放运动” 与其相关研究即是专属脉络。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限制范围，在专属于 “女性学者的学术脉络” 范畴之下，划分出专属于 “中国女性学者的学术脉络”。那么贺桂梅老师对 “妇女解放运动” 和 “女权主义运动” 的区分也算。“女权主义运动” 是西方社会的一种运动形式；“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虽然最早的理论资源是来源于西方，也对女权主义运动有所借鉴，但它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发展运动紧密相关，并与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在处理女性内部阶层分野，父权制和性别与阶级问题时，拥有广阔的视野，其关怀主体是农村女性，而非知识女性。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女性立足于传统文化，那么揭示和批判性别身份束缚的实践空间十分受限。这个例子在多个层面提醒了我们，某种脉络的独特性当然独立存在，但脉络内部永远是多元的。最后，从方法论切入，“是否存在一种专属于女性学者的学术脉络？” 这一问题就像是科学哲学中的 “女性科学” 和 “女性主义科学” 之争。前者强调一种 “女性气质” 传统下的科学，倘若将其作为多元中新的一元，多声部中的一种声音，我认为并无伤害。后者则强调多元性、语境性、非绝对性的科学认识论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在倡导一种多元的思维模式。但这与 “女性主义是否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是两个问题，当有人说 “我是女的，我也不支持‘女权’，但我支持‘平权’” 时，关系到另一个问题。正如 “Black life matters” 一样，并不是说只有黑人群体的生命重要，其他人的生命就不重要，而是说黑人生命的重要性被遮蔽太久，女性主义之所以强调 “女性”，也是因为这一群体被遮蔽了太久。以 “人权” 掩盖 “女权” 是最狡猾的策略了。三、女性性别意识的倒退？拒绝成为 “宠物”
多次听到有关女性性别意识倒退的表述，或许我未知全貌，不应评论。然而，结合我的 “身边统计学” 而言，这或许是一个事实。当然，每个阶层的女性，因为教养、文化程度、社会角色的差异，她们意识觉醒的程度也不尽相同，那么女性意识整体就不能做出注入进步 / 倒退、解放 / 奴役这样简单的一刀切逻辑来概括。可是，当我同温层的女性朋友，经历了高等教育后，依然梦想着成为家庭主妇，当越来越多的零零后依旧以 “做个乖女孩”“嫁个好男人” 为目标时，我还是忍不住感慨精神的失落。虽然大女主剧愈演愈烈，但这并不代表女权意识的全然觉醒。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男权逻辑的一种复制和变异。大女主式的叙事通常是一位聪明的、强悍的、把握一切的女性角色从 “小白花” 变为 “黑莲花” 的过程，但她的性别身份未曾体现对 “掌控逻辑的变革”，屠龙勇士终成恶龙的故事，在《浮出历史地表》中被称为 “代行父权之母”。正如前文所言，“平等权利” 和 “共同义务” 是女权主义诉求的两个面向，它落实在生活中，就是 “强大” 和 “温柔” 两个面向。“强大” 体现为一种面对 “自我” 和 “社会” 的改革的力量：我，作为一个女性，永远有自信、有能量重新站起来；而作为女性群体的一员，也永远有理由对不公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抗争。” 温柔 “体现为一种对多元的接纳、赞赏，对 “脆弱性” 的理解与包容，对 “沟通” 的持久敞开。“性别议题依然是能够被言说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它不断触摸、挑衅房间里的大象，然而在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意言说了。不要因为 “不想挑起性别论战”，希望自己 “受周围人喜爱，而” 遵守女性 “听话”“温顺” 的美德，成为乖巧的宠物。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言，“比起不辜负周围人的期待，女孩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使它不能为你带来什么。” 敢于愤怒，敢于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是更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