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这本书的作者佛罗里达教授，支持民主党，不同意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的举措。本书写作过程中美国的政治背景以及作者的政治立场，是了解新城市危机的知识背景。第二，在佛罗里达教授看来，美国的新城市危机有 3 个主要表现，分别是赢者通吃城市化，它给城市之间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超级城市的成功也给自身带来了危机；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都在扩大。第三，美国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现象是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分化。造成了经济不平等是经济秩序顶层的赢者通吃和底层的长期贫困；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导致大分层加剧，优势群体的聚集让经济隔离越来越严重。第四，对于新城市危机，作者认为，既然城市的聚合效应引发了新城市危机，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要想恢复经济繁荣，就必须让美国的城市化更加全面、更平等。

2002 年，美国城市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出版了一部引发热议的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他在书中断言，伴随高新科技和创意型产业的兴起，由知识工人、技术专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构成的创意阶层正在崛起。如果一个城市能为这一阶层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它将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取得成功。佛罗里达认为自己的发现是一把打开城市未来之门的钥匙，跨过这道门，衰落的工业城市将摇身一变，成为经济蓬勃、自由宜居的展新形象。然而，事与愿违的现实使佛罗里达必须做出解释，为什么创意阶层崛起之地却产生了大量城市贫民和不平等现象？他重新思考，并于 2017 年出版了《新城市危机》，尝试对此做出解答。《新城市危机》描述的景象是，世界顶尖的金融、媒体、娱乐和高科技公司聚集到超级城市和全球知识技术中心，由此带来的财富和税收增长提高了政府对学校、公园、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投资，使城市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不断提高，形成了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但另一方面，新富阶层的出现催生了高档商区、高级餐厅、博物馆、音乐厅、夜店、画廊等高消费场所，也使城市房价高企，激增的生活成本令中产阶级不堪重负，他们的感受恰如作家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描写中产家庭的新书的名字 ——“夹缝生存”。佛罗里达认为，正是创意阶层的崛起不断抬高了城市核心区域的生活成本，导致大量中产者无法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而贫困阶层也难以通过努力工作跃迁为中产阶级。也就是说，在城市财富增长的同时，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中间部分坍塌了，只留下不断丰满起来的塔尖和更快积累的塔底，这正是城市危机的表象 ——“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本书副标题）。一系列数据说明，全球范围内，无论是超级城市内部，还是超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都呈现出显著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在纽约，前 1% 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 99% 人群的 40 倍”；仅占全球城市总数不到千分之二的 25 个超级城市（北京和上海并列位于第 18 位），却几乎汲取了全球所有优势资源，收获了所有增长；2015 年，一个纽约市的普通工人工作 24 小时就能购买一台内存 16G 的 iPhone 6，在印度首都孟买则需要工作 350 个小时，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则要 460 个小时，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则要超过 600 个小时。少数超级城市以及超级城市内部的富人阶层收获了财富增长的绝大部分份额，佛罗里达称这是一种 “赢者通吃” 的局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反映在城市地理上，形成了高档社区和欠发达社区的分隔，使城市看起来像一块 “拼布”。以娱乐明星、高端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为主体的高收入群体居住在 “颜色鲜艳、材质昂贵的布块” 中，他们是城市新的主人。而依靠体力或简单技术的蓝领工人、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和企业里的一般白领则只能搬离这些区域，用一句美国俗话讲 “一直往外开，直到住得起”。他们住在郊区和高档社区间的破败的老社区里。高档社区和老旧社区呈现 “马太效应” 式的发展，两者差距越来越大。阶层流动停滞，新富阶层和失落群体间的相互理解愈加困难，他们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完全不同，政治分裂也就由此产生。这是新城市危机表象下的更大危险。城市地理的贫富分割并不是新鲜事儿，富人总有能力择地而居。城市工业化时代，工人社区环绕大型工厂，工人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体，市政建设围绕城市中心展开，越靠近中心区域公共设施越完备、商业越繁荣。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衰落，伴随新式企业出现，商业和法律专业人士为主体的 “白领” 成为新富人群，为了改善居住环境，一些白领从城市中心的破旧公寓搬到郊区别墅中，卫星城、城际公路、私家车也因此大为发展，而城市中心却因此衰落了，成了 “甜甜圈中间的洞”，这被称为 “旧城市危机”。而现在轮到郊区衰落了。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城市中心的部分区域实现更新，新式建筑和改造后的旧社区极具后现代风格和艺术气息，新公寓和高档社区兴建起来，创意阶层生活其中，他们享受更好的公共设施、通勤更加便利，靠近更多的致富机会。最大的遗憾和困扰是，创意产业主导的经济增长缺乏自我纠错的本领，甚至于说经济增长的引擎正是导致不平等的罪魁祸首。佛罗里达也坦言 “不平等不是城市经济的偶然失误，而是城市经济的根本特征。” 所以，新城市危机其实并不新，它只是新瓶装旧酒，资本主义繁荣生长的同时会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新城市危机》里的故事只是卡尔・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体制问题的一个最新脚注而已。创意产业下的新富阶层只是新经济增长点出现时的时代宠儿，掌握资本的恒富阶层才是不平等永恒的根源。对解决新城市危机，佛罗里达也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如政府改善欠发达街区的交通设施和教育资源，提供更多廉价公寓，提高最低工资等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通过降低生活成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来帮助更多人参与到城市经济中来，同时通过提高生活保障来防止社会阶层的分裂和不可逆转的贫困。但这只是给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新版本打补丁，帮助它更好地运行，却无法制止系统再次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