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创造力” 一词在英文专著中几乎销声匿迹。本书作者富兰克林通过翔实的数据追踪发现，正是二战后的社会土壤催生了这个概念井喷。当战争暴露出集体盲从的灾难性后果，对 “从众心理” 的批判席卷美国社会。此刻，“创造力” 应运而生，成为标榜个体独特性的思想武器。耐人寻味的是，心理学与商业资本几乎同步将创造力包装为 “人人可培养的能力”—— 这种双重叙事巧妙平衡了个人主义与大众社会的矛盾，既满足反叛需求，又服务于新中产阶级的自我实现焦虑。广告巨头 BBDO 公司董事长亚历山大・奥斯本的角色，生动诠释了创造力的工具化进程。1942 年，他在《如何思考》中首创 “头脑风暴” 方法论：让员工在咖啡点心环绕中自由发散点子，暂停层级批判，追求创意数量。这套方法被包装成对抗 “现代职场理性压迫” 的解药，宣称能同时解放大脑的 “想象力” 与 “判断力” 半球。1956 年杜邦公司的 “鱼缸演示” 将之推向高潮 ——11 场风暴会议产出大量奇思妙想，从荧光安全带到米老鼠主题安全带。但讽刺的是，官僚体系最终将这些创意束之高阁，企业档案库堆满 “商业史上最完整的坏点子记录”。创造力的神话建立在自我矛盾的根基上。它被同时赋予精神超越性与功利实用性，既属于艺术天才又归于普通民众。这种模糊性使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意识形态的完美载体 —— 既能彰显对抗苏联的 “自由精神”，又为资本主义创新引擎提供燃料。当心理学家吉尔福德试图用科学量表测量创造力，广告业已将它贩卖为麦迪逊大道的革命口号，教育界则将其塑造成儿童必备竞争力。创造力如同一个空容器，承载着彼此冲突的社会欲望。书中对 “头脑风暴” 祛魅的剖析尤为精彩。1958 年耶鲁大学实验首次证实：集体风暴产生的点子数量和质量均低于个体独立思考。更深刻的批判来自设计师索尔・巴斯：“在思想史上，没有一个重大成就来自一群人。伟大理论都是单个头脑的产物。” 他痛斥流水线式创意生产扭曲了创造本质，真正的创造力无法像水龙头般按需开关。这场争论暴露了核心矛盾：当创造力被降格为可量化、可调用的工具，其神圣性便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