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对李斯人格内在的矛盾性，有很精彩的描述。作者笔下的李斯，既有老鼠哲学 —— 那一套环境决定论催生出的向上攀爬的原始动力，又有厕鼠之叹中透出的对卑贱处境的深刻恐惧。这种源于底层的不安全感，驱使他拜入荀卿门下习帝王术，也驱使他西入秦国，凭借《谏逐客书》的锦绣词章与政治洞察，从吕不韦门客一路跃升为秦帝国的制度总设计师。作者欧阳絮清晰地梳理了他辅佐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的功业，肯定了他在中华政治制度史上的奠基性贡献。然而，书中并未回避他人格中的暗面，与赵高的合谋、对韩非的构陷，这些争议点被置于权力斗争的语境下重新审视，让读者看到一个大时代裹挟下，在理想与欲望之间挣扎的鲜活个体。该书于对李斯人生最后阶段的描写，很是生动。作者精准捕捉了李斯从极盛到骤衰的心理转折。在沙丘之变的关键时刻，李斯并非不知道赵高的野心与胡亥的昏庸，但正是那种 “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 的执念，让他为了保住丞相之位，选择了妥协与合谋。这一步退让，使他从秦帝国的缔造者沦为帝国的掘墓人。书中对李斯狱中上书而不达、最终被具五刑、腰斩咸阳市的叙述，充满了悲剧的张力。尤其是引用其临刑前对儿子说的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将一代权谋大师最终醒悟时对平凡生活的向往，刻画得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