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南而言，在那些存在君长传统的地区，有现成的首领，民众也形成了接受统治的习惯，王朝将其纳入大一统秩序时，直接将相应的首领委任为代理人即可，比较简单。通过正统宣示以及朝贡、承袭审批等制度，王朝不但在名义上确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权，而且迫使代理人（而非其下面的民众）向自己缴税应役（王朝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这种收益，视其对代理人的控驭程度而定）乃至为自己征战（王朝通常要为此支付粮饷并给予表彰），而代理人对地方的实际控制以及地方既有的权力结构，大体上得到维持。由此，王朝以较低的行政与军事成本，建立了一种不同于内地的统治秩序。这种安排的典范，就是元王朝渗入西南地区多 “国” 林立的格局之后所建立的土司制度，这一制度被明、清王朝所继承，其余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不应把西南君长传统简单理解为王朝拓展大一统秩序的障碍，某些君长的权威固然能聚集起强大的反叛力量，但在总体上他们助推了王朝秩序的落地。当然，王朝的最终抱负是将那些非汉人群籍为编户齐民并以流官管理之，所以一旦站稳脚跟之后，就会积极寻觅可乘之机。因此自明初开始，改土归流就不断发生，西南土司区域持续被压缩，尚存的土司，其实际统治权力也大多不断受到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