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看似内容杂乱，涉及范围不仅包括婚姻制度、隐私权制度、财产制度，还囊括了宪法制度设计、法制史考证，以及法律移植、法律本土化、法学教育的前途等前沿话题，甚至探讨了法律与科技、经济、道德、宗族等的对比关系等等。但在翻完全书后就不难看出其内在逻辑 —— 整本书的内容，都紧紧围绕了 “制度” 及其形成过程而展开，如第一篇《为什么 “朝朝暮暮”》，是讨论了现存婚姻制度的形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还原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诞生经过；《曾经的司法洞识》中，苏教授透过山西平遥县古代衙门的一副楹联探讨了我国古代的司法制度……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那些没有直接涉及制度建设的篇章，也或多或少、旁敲侧击地提及了与制度建设相关的问题，如《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一篇，探讨了对刑事被告人权利的维护；《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一篇，探讨了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学知识的分类》一篇，强调了法律研究不仅要重视理论研究，同时也要有接地气的实践。制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苏教授认为首先制度的建立，一定要考虑多方因素，包括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等，如婚姻制度的诞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作为自然本能的性及生育需求，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为人晚年的生活提供保证；而婚姻自由原则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自己的婚姻的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考虑离婚可能带来的对当事人自身及社会的消极影响。再如，宗族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博弈也是由当地的地理环境、人口密集度、生产力水平等条件决定的：当某一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人口稀少，资源相对丰富时，就不太容易出现家族；而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人口逐渐变多、土地变得稀缺，为节约土地而聚居起来的家族就会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矛盾也会增加，家族就会在这时取代法律成为人们首选的纠纷解决机制，而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国家法律比家族制度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时，家族又会重新衰落。制度的建立，也会考虑一个基本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戴安娜王妃成为了舆论的牺牲品，但她因媒体的曝光而不断牺牲自己的个人隐私的同时，也在享受着媒体带给她的不同于常人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制度的形成也不全然来自理性的构建，如因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而建立起来的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就充满了偶然性，并且是政治妥协的产物。那外来的制度到本国之后是否好用，这就涉及到法律移植的问题。苏教授认为，法律移植是需要严肃考虑的，绝不能为了追求某种法律时髦而去移植。法律的实践说到底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紧密联系的，如果我们现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水平并不需要法律这一概念，那我们也就不用大费周章去移植外国的法律。根植于本土的社会实践，因地制宜，这也是苏教授在此书中多次强调的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本书在我看来与苏力老师的另外一本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很像，一个是在内容上有客观交叉，譬如，两本书都对《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引发的法学问题进行探讨，不过侧重点不同。《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主要是探讨了矛盾纠纷的多种解决路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一书中主要是探讨了自由的边界。二一个是风格上一脉相承。       在两本书中，苏力老师以深厚的学术沉淀为基础，以中国 “乡土” 为视角进行问题分析。即便是在某些纯理论思辨的问题是，还是尽可能的回归到了中国法治建设这一本土化命题中，显现出了苏力老师作为学者的社会关怀以及治学方式 — 实用主义。      这两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也正是在于这个地方，即作为一名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当有机会站在最基层的视角进行写作、提出问题、分析并加以解决的时候，往往会限于理论的窠臼，而忘了现实的基础。这一点是读苏力老师的著作得出来的重要心得体会。除此之外，苏力老师给我最主要的启发就是，不要把看上去实然的问题应然化。有很多我们日常经常会提到的命题其实往往脱离了社会现实，譬如，犯罪率为什么近些年一直显著升高的原因。我个人在 “写作” 中往往会把这个问题不假思索的认为是社会转型导致的结果，但是社会转型真的会导致犯罪率的必然升高吗？或者说，社会转型是犯罪率升高的根本原因吗？在读苏力之前，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苏力老师在这一点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这个问题延伸看来，在读书、写作的过程中，还是要勤于思考，善于发现我们习以为常而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总而言之，放眼世界、立足现实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