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熙宁变法中新旧两派人物的政治论辩入题，看似分析的是王安石等人的性格、为人处世之道，实在呈现的是北宋中后期的社会思想状态，尤其是儒学思想对政治实务的影响。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宋代的政治思想十分活跃，同时，许多重大的政治议题，也都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和争辩。为什么看似活跃、开放、频繁的思想交流，并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在政治辩论的言辞中，大概五成的内容用来说服、影响决策者，四成的内容用来迷惑、压制对手，仅一成用来辨明是非、道理。然而，就是这只占一成的说理内容，原本最能体现辩论者的真实信念，但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德行操守皆属上品的王安石亦被人嘲笑 “说多而屡变”。熙宁变法即是儒学思想在中国政治中的高光时刻，同样也是一次失败的思想实验，士大夫们终于过了一把 “致君行道” 的瘾，结果却是党争倾轧后的一地鸡毛。经历了熙宁变法前后的波折，以及之后不久的靖康之变，宋代士大夫逐渐意识到了儒学思想的内在困境 —— 难以作为指导庙堂政治的原则基础，儒学在无可奈何之下转向了 “内在”，并向社会基层延伸。

他们往往灵活运用五行事应论、阴阳事应论、天意不可知论、灾异常数论、天人一气感应论等不同思想资源，来针对具体的时政提出谏言。所以，尽管理学家后来发明了 “天理” 之天来减弱天的人格神色彩，但在灾异意指的解释层面上，“事应说” 并未彻底退出，而是以一种十分含糊的形式在政治话语中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避免了滑向彻底消解灾异之政治意义的 “天人相分” 论。由此，传统思想在理学主导下走出了政治神学危机，成功维系了天人合一和灾异政治论。

先 “内圣”，后 “外王”，像王安石说的：“先吾身而后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与否耳！” 然而，现实同他的想法似乎完全相反。在变法过程中，从政敌、同伴乃至新法本身，王安石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挫折感；不仅如此，他常常在激烈的辩论和政争中偏离自我。很多时候，他还在为一些他自己都未必相信的观念和立场坚决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