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熙宁变法中新旧两派人物的政治论辩入题，看似分析的是王安石等人的性格、为人处世之道，实在呈现的是北宋中后期的社会思想状态，尤其是儒学思想对政治实务的影响。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宋代的政治思想十分活跃，同时，许多重大的政治议题，也都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和争辩。为什么看似活跃、开放、频繁的思想交流，并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在政治辩论的言辞中，大概五成的内容用来说服、影响决策者，四成的内容用来迷惑、压制对手，仅一成用来辨明是非、道理。然而，就是这只占一成的说理内容，原本最能体现辩论者的真实信念，但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德行操守皆属上品的王安石亦被人嘲笑 “说多而屡变”。熙宁变法即是儒学思想在中国政治中的高光时刻，同样也是一次失败的思想实验，士大夫们终于过了一把 “致君行道” 的瘾，结果却是党争倾轧后的一地鸡毛。经历了熙宁变法前后的波折，以及之后不久的靖康之变，宋代士大夫逐渐意识到了儒学思想的内在困境 —— 难以作为指导庙堂政治的原则基础，儒学在无可奈何之下转向了 “内在”，并向社会基层延伸。

他们往往灵活运用五行事应论、阴阳事应论、天意不可知论、灾异常数论、天人一气感应论等不同思想资源，来针对具体的时政提出谏言。所以，尽管理学家后来发明了 “天理” 之天来减弱天的人格神色彩，但在灾异意指的解释层面上，“事应说” 并未彻底退出，而是以一种十分含糊的形式在政治话语中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避免了滑向彻底消解灾异之政治意义的 “天人相分” 论。由此，传统思想在理学主导下走出了政治神学危机，成功维系了天人合一和灾异政治论。

先 “内圣”，后 “外王”，像王安石说的：“先吾身而后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与否耳！” 然而，现实同他的想法似乎完全相反。在变法过程中，从政敌、同伴乃至新法本身，王安石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挫折感；不仅如此，他常常在激烈的辩论和政争中偏离自我。很多时候，他还在为一些他自己都未必相信的观念和立场坚决辩护

一本学术著作，外行的自己只能略其大概。

很独特的角度来切入到王安石变法之中，从 “强辩” 的视角来看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二人，是因何能携手共进的，能面对汹汹议论而不退缩的，而坚持变法进行的。君臣都爱辩论，都是 “独断” 的强辩者。从强辩窥见君臣二人的性格。可谓成也此，败也此。

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王安石，之前看过一本感觉他就和害群之马一样，幸得神宗宠溺。本书继续还原了王安石的变法于当时的利（可能当时的官僚几乎不认同）弊（幸得神宗的认可和王安石强势）。此书前文大部分内容论述王安石的所谓 “强辩” 形象实则是说明当时新法推行的最多不易（这是个人理解）可能作者不是这方面的侧重。总的来说此书对王安石的形象刻画还是相当力挺。

王安石进入北宋中枢系统，开始进行变法，就面对守旧大臣的围攻，这里面宋神宗脱不了干系。因为宋神宗作为帝王，老想在守旧何变法派搞平衡，没有像秦孝公完全支持商鞅一样支持王安石，导致变法半途而废。司马光想把一切改回原样，忽略变法的真正推手是宋神宗，借高太后之口改变停止变法，导致宋哲宗的不满，后面被打压是情理之中的事。辩和做本身就是两回事，在朝堂辩的再好，也不如做的结果。

在科举社会，在无不自诩博学鸿儒的官僚士大夫听来，大概要算最伤自尊的侮辱，在北宋政治中却也常见，台谏的弹章、贬降的制词，往往有之。至于气急败坏，在情绪失控的应激反应中，将政治的分歧，首先归结为竞争对手的智识、学问上的缺陷，而不是先论出身、阶级、信仰、种族、阴谋等，尤见得北宋的书生政治家有质朴可爱的一面，往坏了说就是迂腐、书呆子气。但是，这总归是努力让政治超越狭隘的情境、利益和权力关系，显示政治是可以（至少在一个相对平等、均质的文化精英圈子内部）通过公开、理性的论证或说服来推进的。这还涉及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政治哲学问题：智识的差别（intellectual distinction）能否转变为政治优势？或者说，最有 “学问”、最会 “读书” 的人，最有资格治理国家吗？

说王安石或者变法派 “强辩” 既是事实又不是尽是事实。作者对 “强辩” 的梳理则反映出北宋士大夫思想和政治观点的异同。

没有无谓好与坏，不同时期不同事物所谓角度不同评价没有标准

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邀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

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邀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