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这本《清代的案与刑》时不住的感叹：很多三百年前的的问题现在依旧存在啊！ 说来先要感谢顾衡老师，听他一堂课荐书单中有这本书，我才买来读的。书比较薄，应该不到二十万字吧，读起来酣畅淋漓，而且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清朝存在的司法问题，依旧能警醒当下的我们，我简单说两个，有兴趣不妨读全书。 一、清代的京控案件 —— 当下的信访制度。京控案件就是清朝地方官员办理的刑事、行政案件，引发作为当事人的百姓不满，百姓就进京控告，以引起刑部和皇帝的注意，继而重审。这制度设立初期似乎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但这也导致 “引起皇帝高度重视的京控成立近京地区乡间无赖拖仇家下水，要挟地方政府的工具。” 作为一个有类似工作经验的河北（近京地区）警察，读到这句我笑了出来，心里大喊一声：这像极了现在的信访！ 作者指出，与西方 “正义性审判” 不同，清代是 “伸冤型审判”。而且那时的中国并没有终审制度，即便是两审终审的新中国，也经常出现 “终审不终”，常有上访户去信访局反应司法问题，这在法学界饱受批判。 信访问题是让当前地方党委政府头痛不已的问题，我国也正在改革信访制度，但如何看待信访呢？很有必要读读这本书。二、清代的讳盗诬良 —— 政府的考核体系。讳盗诬良，是清代地方官遇到辖区出现强盗入室事件，更愿意选择不予立案，因为清代中央会以强盗案件破案率考核地方官，而且绩效占比极高，但古代的刑侦技术不高，侦破难度极大，导致极端情况下地方官回为了升迁，而将强盗的罪名安插到良民甚至于被盗事主或家人身上。 乾隆之后人口暴增，财政收入未能同等比例提高，社会治理成本却更加难以承受，而对地方官而言，案子越大，意味着支出要越多。成本收益比较之下，讳盗诬良便成了地方官的 “最佳” 选择。 作为一名警察，可以讲我国当下倒是很少出现讳盗诬良，因为刑侦技术越来越高，法治建设越来越完善，但考核体系依旧左右着司法工作的方向，不合理的考核体系仍旧会带来问题。比如公安局的破案率，信息时代的网络诈骗高发，且骗子都是跨境作案，涉及外交，地方公安根本无法侦破，为了绩效，诈骗案立案率越来越低，群众满意度下降。再比如公安系统的战果排名，按照考核标准，公安战果越多分数越高，可这不是意味着治安差吗？小偷多，抓的小偷才会多，再深我就不说了。 如何制定考核标准，这个问题困扰着古今中外的政府，如果你是创业者，也困扰着你的公司吧？

这本书除了让我对清代的司法体系和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外，最大的收获便是对清代皇权在刑案中的性质和作用有了重新认识。我们一想到皇权，往往想到的是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毕竟皇帝掌握着每一个人的生杀大权，正所谓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这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和具体的案例告诉读者：在清代，皇帝的言行受到祖宗家法，社会舆论和制度程序的限制，皇权被相对严格地限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清代君主意志对刑名事务的影响既不是高悬九重，有名无实的，也不是肆意妄为，随心所欲的。它位于整个刑名体系的制高点，却并未脱离出去。它切实左右着整个系统，同时也被系统中的其他部分所利用。作者将清代与 15~18 世纪的英国进行比较也很有意思。在当时的英国，疑难案件除了由王室巡回法庭依据普通法进行审理外，还经常提交给大法官法院进行裁判。大法官们审理这些案件并不受普通法的制约，而是根据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进行自由心证，即通过所谓的 “衡平法” 来调节过于严苛的普通法。而清代的刑事案件，不论是督抚还是部臣，都只能 "依律" 断案，只有皇帝才可以 “法外开恩”。从这个角度来说，清代皇权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和英国大法官们的自由心证确有相似之处，这个角度也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硬性的法律与弹性的权力相配合，是帝国刑名体系设计的理想状态。当然，这也只是理想状态，这个体系能否真的达到理想状态，还是要依赖于皇帝个人的能力。

书中介绍了好几个清代的刑事案件审理情况，这些大案要案的侦办与审理过程中，往往给人这样的感觉，案件本身的真实情况被慢慢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官僚体系背后政治势力卷入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最后案件还会升级到帝国的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这里。皇帝虽然有最高的裁定权，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也必须顾及来自官僚系统和政治舆论的压力，所以名义上皇帝是道的代表，但是事实上他信息有限，受到钳制，决策困难。所以，这样一个邢名系统往往参杂着各种各样的人治与法治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充斥这政治权力的博弈。应该说，只要是人参与的系统，就不可避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而约束人的方法，只有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