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王保顶系统梳理了士人阶层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演变历程。士人前身可追溯至西周宗法等级中的贵族阶层。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转变为怀抱道术、游走天下的自由知识分子。诸子百家各负治国谋略，择木而栖，这是士人最自由的时期。秦朝一统天下后，这些昔日游士面临生存困境。当秦朝迅速崩塌，汉朝建立，士人群体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作者在书中将两汉四百余年士人身份的转变，概括为三次关键的蜕变。第一阶段为西汉高祖至武帝时期，士人整体仍保持游士特征。汉初推行清静无为的 “长者政治”，这是对秦朝严刑峻法的反思与调整。游士在这一时期仍有一定活动空间，但已开始向体制靠拢。第二阶段从汉武帝到新莽时期，士人由游士转为儒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使儒家思想一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次转变极具象征意义，标志着士人群体开始整体向儒学靠拢，也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进程。士人走进王朝政治的核心推动力，是儒家取得独尊地位。秦始皇虽统一六国，但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大一统，文化思想层面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汉朝则通过董仲舒的 “天人学说” 解决了这一难题。董仲舒理论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为皇权统治提供合法性；二是天人感应、以民为本，借灾异预警约束君权。这一理论巧妙地将儒家民本思想融入政治设计。而其中灾异论成为士人参与政治的重要工具，通过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士人获得了评议朝政的话语权。《汉书・五行志》及后世正史均延续五行志的做法，足见这一理论对王朝政治的重要性。第三次转变发生在东汉光武帝至章帝时期，儒士进一步转变为士大夫。光武帝刘秀以行政手段强化士人的政治素质，促使他们成为既有儒学修养又有行政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至此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也为东汉王朝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