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提一点，本书作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哈特穆特・克尔布勒，张萍是译者，电子书这里有点失误。 回到主题。本书开篇便点明一个历史悖论：1945 年后，欧洲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时代已然落幕，却同步进入了一个 “异常繁荣的时期”。西欧盟国在废墟上重建，开启了社会民主化进程，构建起以公民社会与稳定民主为基石的现代福利国家。与此同时，东欧在苏联主导下，经历了目标迥异但同样深刻的转型：通过强制性的工业化、扫盲与社会保障运动，试图兑现社会主义的平等承诺。作者以详实的数据与案例说明，尽管东西方在政治自由与权利保障上鸿沟难逾，但在致力于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提供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两者在近半个世纪里形成了一种紧张的、互为参照的平行发展。这种发展最终导致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 —— 在政策取向与民间文化层面，欧洲的不同部分显现出某种趋同与交融的态势。作者的分析清晰地表明，福利建设本身就是冷战的核心战场之一。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 1953 年竞选时提出的口号，精准概括了这一点：“在冷战中，恰恰是更好的社会福利待遇的阵营决定胜负。” 对东方阵营而言，消除社会不平等是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石；对西方而言，构建一个既能保障自由又能提供安全的富裕社会，则是对共产主义最有力的反驳。这种制度竞争，并非简单的军备竞赛，而是对 “人心” 的争夺。在西方，福利国家被视为 “共产主义与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两个极端之间的妥协”。社会政策成为确保大众忠诚、抵御共产主义渗透的战略工具。例如在北欧，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塑造了一条介于美式资本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之间的 “中间道路”，并通过丰裕的社会福利，在国内政治中有效削弱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在意大利，社会福利改革更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反共势力试图借此分化工人阶级。学术研究也证实，这种制度竞争显著刺激了铁幕两侧社会福利支出的扩张。本书并未将东西方的福利发展视为隔绝的叙事。相反，它揭示了二者之间复杂的、象征性的互动与学习。尽管直接的制度移植困难重重，但东方阵营的某些政策实践，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平台，被 “仪式性” 地传播和讨论，进而影响了西方的政策议程。例如，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东欧国家在工厂管理民主化方面的探索，经由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与会议，为 70 年代西欧一波 workplace participation（工作场所参与）立法浪潮提供了话语资源和某种 “合法性” 参照。这种影响更多发生在理念与象征层面，却真实地推动了政策的跨国同形化。此外，美苏两大集团为拉拢欧洲盟友而进行的 “战略投资”，客观上为欧洲各国推行成本不菲的福利政策提供了额外的资源空间。西欧同时享有来自苏联的廉价能源与美国的市场、援助及安全保护，这为其黄金时代的高福利奠定了独特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