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对魏晋士族来说，三本书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由于这三本书都玄之又玄，所以并称 “三玄”。研究 “三玄”，或借着它们做各种发挥的学问，也就被称为玄学。政治之黑暗，儒生之虚伪，都是庄子最擅长剥皮打脸的东西。《庄子》读得投入了，就很容易像嵇康那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而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了。—— 总结陈词：玄学虽好，不许贪杯，哈哈。

📜📜📜打开这本书的缘由：刘勃老师，得到同学很熟悉。之前看过他的《天下英雄谁敌手》，书写的有声有色，张力十足。这次买了《刘勃的国学课》，讲《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于是想了解魏晋历史，这就是翻开这本书的缘由。📜📜📜本书主要内容及结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岔路口。在很多问题上，都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抉择。最关键的，也许是下面三个：第一，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第二，贵族政治还是官僚政治的问题。第三，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的问题。本书的头三篇文章，对这三个问题作简单梳理。后面提到的所有人和事，都要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在两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的四百年，儒学衰微，司马杀司马，五大士族争权夺利，政权转来换去，士族们乐得不务实事，躲在老庄的壳子里玩弄玄学，直至清谈谈去了卿卿性命，名士雅韵终敌不过胡人强悍的铁蹄。读史使人明智，两晋用四百年尸山血海的惨痛教训昭示后人：要统一不要分裂，要依法可循的官僚政治不要贵族统治，中原的农耕民族要与周边的游牧民族更好的融合，处理好民族关系。本书纠正了几个认知偏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根本就是一个无法说通的提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会封建。🍇士族几乎是贵族但毕竟不是贵族。像西周，或者中世纪西欧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要想存在，必须要以封建制度为基础，也就是说天子（皇帝）分封的土地；而魏晋士族虽也拥有土地，却是靠手中的政治权利圈地所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是个自相矛盾的提法。如果一个足够大的庄园内部，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生产分工，同时出产衣食住行所需的各种产品，从而达到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而小农如果是指个体农民的话，显然不可能生产全部日常所需，必须依赖交换。所以真正的小农经济，反而不可能自给自足。🍇先有农耕，再有游牧，游牧只是一种选择。历史上，游牧生活并不是原始的狩猎（采集和农耕文明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不是人们先过着游牧生活，后来才发明了农业；而是因为 “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才抛弃农业，选择了游牧。因为要过游牧生活，必须要先有驯化的牲畜；而野生动物要想被驯化，而只有在定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书中段落节选一二：🌶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国家新设了一种官职，叫作 “中正”。选拔人才的时候，就由中正官把人按照上上（一品）、上中（二品）、上下（三品）、中上（四品）、中中（五品）、中下（六品）、下上（七品）、下中（八品）、下下（九品）来分类。而这种人的品级，就成了之后他们官职品级的依据。将来是否有良好的仕途，二品是基本前提。有了二品，就可以做五品以上的清官。而要想被评为人品二品，一定要出身大家族，光德才兼备不行。魏晋士族终于取得了秦以后其他任何朝代的大家族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的特权得到了体制的公开承认和保障。🌶东汉末，战乱、瘟疫、饥荒…… 接踵而至。中国的人口，跌到历史的谷底。到三国归晋之时，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仅七百六十余万，比起之前的太平之世，“十不存一” 并非文学描写。🌶每一个政权的兴废，都意味着一系列恐怖的屠杀。失败者往往被屠戮殆尽，胜利者也毫无安全之感。动荡之中没有人还能够继续生产，于是开始缺粮，每粒米都变得贵如黄金。于是有人因饥饿而倒下，很快成为了别人的食物，而吃人者很快也成为了别人的食物。🌶所谓的理想主义者，特别容易蜕化为虚无主义者，当儒家的话语权被这批人把持的同时，谈论《周易》、老庄的风气，就兴起了。他们对《庄子》的理解，就不是混闹，而是境界是情怀了。信法家，就要受监管；信儒家，就要能自律。玩玄学的话，就怎么任性都没关系了。儒法毕竟有相对清晰的标准，而玄学就是一种感觉。🌶陆机、陆云、陶侃这三位东吴名士，在两晋都被北方士族排挤在权力中心之外。一个激愤的说法是：“扬州地区没有担任郎官的人，而荆州江南，竟无人在京城任职。” 话说得如此绝对自然有些夸张，然而吴人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枢，却是事实。东吴各大家族的名士们在中央前途无望，也就越发控制住在家乡的权力不能放松。🌶琅邪王家对江东大概本不陌生，王导一再鼓动司马睿南下，多少也是吸取了自家先人的经验。司马睿更多只是形式上的代表，只有王导，才是王马组合中真正的关键人物。🌶经济差距本来就几乎一定会导致矛盾，而民族隔阂，则基本堵死了通过沟通消弭矛盾的可能。3.4：1，看起来汉人还不是一个少数族群。但平土人脆弱，这一点点人口优势，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了。大分裂的时代终于拉开序幕。

这是一个 “英雄” 的时代。在短短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他们遵循着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的政治逻辑，在这片 “中原” 大地上播扬着轰轰烈烈的生命意志。      这也是一个 “陌生” 的时代。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名士，他们表现出来的的 “风流”“幽虛飘逸” 以及 “越名教任自然” 的反叛言行，让我们感到一种不敢靠近般的陌生。      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的混乱让我们有一种无法 “梳理” 的陌生感。西晋的 “八王之乱” 不知有多少个 “司马王爷” 在战乱中被杀，不知有多少个 “张华” 被杀；不知有多少民众在一次次在破城后被屠杀……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那个时期的人的命运如此悲惨？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      如今回过头去看那段历史，特别是那些文人名士、英雄人物，让我们总是无法割舍。两晋名士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我想这是处于一个无序和黑暗的 “后英雄时期” 的无奈与 “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