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小说篇幅不长，巴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加以艺术化的再创作，为读者呈现出一间病室中的人间百态，也是当时社会众生相的缩影。正如巴金所言：“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这间小小的病房中，弥漫着痛苦与绝望，充斥着冷漠自私和无情，但也闪耀着温情与关怀。“十一床” 是因工伤而住院的，但工厂不愿承担责任，最终他在孤独与绝望中无助的死去。第二床得了梅毒的老人因为自己的固执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他的儿子要靠着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六口，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老父亲治病和添补品。他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和困窘，但对父亲有意无意中流露出的嫌弃却难以被原谅。父亲临终前的遗愿是买下一直心仪的墓地，但儿子根本无力支付高额的墓地费。最终，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墓地，只知道当他急冲冲的回到病房时，面对的只是空空的病床。而老人临终前对儿子的呼唤始终萦绕在我们的心头。第六床的病人朱云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幸运的。时不时总会有他的同事和朋友来看望他，至少他并不孤独。但从病情的角度来讲又是不幸的。手术的左臂迟迟没有痊愈，又感染了斑疹伤寒。连续多日的高烧扰乱了他的意志，开始说起了胡话。在去世的当晚，他恢复了理智，拜托 “我” 替他给母亲写一封信。他重复了两遍邮寄地址，而我却相信他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敷衍了几句。然而第二天一早护士发现他已经死去，“眼角挂着未干的泪滴”。这封信 “我” 最终因为问不到地址而没能寄出，他只有二十二岁。在病人们饱受病痛的折磨时，“第八床” 和 “第九床” 总是以一副嘲讽的嘴脸开着玩笑，根本不拿大家的病当回事。这又何尝不是社会的缩影？这不就是鲁迅笔下那个 “吃人的社会” 吗？人们对于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甚至于冷嘲热讽，人间的温情何在？但人间仍有温度。杨木华大夫为 “我”，也为整个病室带来了温暖的阳光。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细致入微的关怀，对我的鼓励支持我度过了术后的痛苦，为我这 18 天的生活增添了几抹亮色。她还送给我两本书，临别前签上名以作留念。遗憾的是，巴金承认，“在当时的病室，杨大夫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他借助文学的创作空间，虚构了杨大夫这个人物，为那个黑暗的世界点亮了一缕烛光。但这仅存的一缕微光，真的只是 “一缕” 而已，所能照亮的范围相当有限，感染到的可能也只有 “我” 一人。老郑依然那么势利；“第八床” 虽然出院了，但还会有更多的 “第八床” 住进来；护士小姐们虽然兢兢业业的完成本职工作，但分外之事丝毫不愿动手，眼睁睁看着 “第六床” 憋着小便痛苦地呻吟。就是杨大夫这缕微光，甚至也许没能救下家人，自己可能也死于 “连续三个小时的轰炸”。但巴金却又没有画满这个句号，“姓杨的小姐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姓杨的女大夫自然也很多，浓发大眼的豪爽的小姐更是我们常见的了。况且我那个朋友并没有说过她的名字就是木华。” 而巴金更是给成都一所医院一位杨姓女大夫赋予了 “再生” 的名字。是的，这个世界依然有光，哪怕一缕光熄灭，也会有新的光再生，穿透重重阻碍，从缝隙中刺入。无数的光最终必然汇聚在一起，照亮整个世界。《第四病室》属于 1944 年那个特殊的时期，也属于现在。但我相信，现在的 “病室” 正在一点点变小，“漫天的阳光在迎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