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哈～生育率下降，是与糖尿病一样，是发达经济体的副产品吗？作者认为至少是一种认知错配，同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也不小。1. 亚洲人成年不离家，不管什么年纪，结婚前都当孩子养，这影响了子女的婚恋意愿。欧美家庭子女成年后离家独立生活，因为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往往选择合租，增加了年轻人交往的机率。恋爱后同居，也是降低生活成本的方式。2. 日本人认为离婚是羞耻的，所以过度拟合，婚恋决策变谨慎。西方人没有这个思想负担，离婚结婚多次不叫事儿，也因此增加了出生率，你看哪个不是三婚四婚的。3. 亚洲人把孩子看得更重，反而影响生育决策。比如日本人认为，其他孩子有的，自家孩子没有，是非常没面子的。尽可能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尤其注重教育培养，而且这方面非常卷，中日韩都一样，因此养育成本预期非常高，决策压力能不大吗。有的日本人因不能给孩子独立房间，而选择不生或者少生子女。西方人只看着孩子情绪价值，视为自己成长的一部分，生育观有松弛感，因此对生育率利好。4. 对于奉子完婚及非婚生子女，韩国比日本还无法接受，因此韩国生育率更低。在西方一些国家，非婚生子女占比超过五成，意外怀孕就生下来，从而支撑了生育率。5. 担心因生育导致生活品质下降在日本，养育子女的责任几乎都在家庭主妇身上，一旦决定生孩子，就意味着做全职太太，那么家庭总收入，不但因此少 500、700 百万日元，还要面临养育子女的新增成本。因此，不少夫妇望而却步。这局面就是，要么因没条件结婚压根儿就不恋爱，连非婚生子女奉子完婚的机会都没有，要么恋爱了不敢结婚，要么结婚了也不敢生孩子，或者不敢多生……6. 还有个因素被作者一笔带过，但是其他学者认为，对日本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影响很大。日本战后婴儿潮一代，被称为 “团块世代”。1970～1974 年，是婴儿潮一代的生育高峰期，这时期出生的被称为 “团块次世代”。而团块次世代的生育高峰期是 1995～2005 年，刚好赶上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被 2000 年互联网泡沫波及，迎面撞上了 1993～2003 年的就业冰河期，被称为 “失去的一代”。这一代人要么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做御宅族，要么做着没有未来的临时工，面对着退休及破产的局面。这样的状态，在亚洲是娶不到老婆的。因为整整一代人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日本泡沫最大的地产行业先崩溃了，然后紧接着银行因呆坏帐也崩溃了，接下来就是医疗、教育、消费等行业进入骨牌效应…… 各个是难题，各种对策失败也不难理解～作者吐槽，人家欧美国家除了更具被生育条件外，还愿意吸纳外来人口，而日本相关政策还是排外的，可不就只剩下人口基数下滑一条路了吗？

他山之石

本书是日本常见的面向普通群众的 “政治小册”，主要是学者型的研究者呼吁民众关注社会问题，进而促使政府做出改变。这些读物一般很畅销，但是不会像国内同类型文化产品一样起到实质作用（因为现代日本政治已经是脱离平民阶级的门阀体制）。作者山田昌弘引用中国出版的日本人口问题研究，他的著作又翻译成中文反向输入国内市场，不得不说是一种两国文化间的怪奇现象。本书内容已经很通俗，但要是想更快地了解日本人口问题的缘由，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归结于两个外因和两个内因。两大外因：日本自金融泡沫破灭后无法恢复而持续走下坡路的经济；以及欧美新自由主义的输入。因为经济走下坡路，年轻人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又因为信奉欧洲新自由主义以个体化为核心的自由观，导致年轻人不把组建家庭视为避险的首要选择。最终导致经济越差，年轻人越缺乏避险能力，出生率越是下降的怪圈。两大内因：日本文化自身对于后代养育的过度看重以及对于女性的极端歧视，以及日本政府失败的财政扶植政策。日本文化可以说是保留了东亚文化圈中最封建的要素，一方面要求孩子 “出人头地”，另一方面又让女性处于社会边缘，当年轻女性有了更多实现自我的娱乐方式和职业途径后，更加不可能会选择伤害自己的利益去养育后代。而日本政府将财政补助侧重于已组建的家庭以及单亲家庭，而忽略那些有意愿而缺乏能力的单身男女，导致人口无法产生有效的增量。很多学者以及文化人士喜欢将中国与日本的人口问题做对比，进而暗示中国的未来就是日本的现状，他们给出的策略是所谓女性主义或者生育补贴。这其实是忽略了中日两国的区别：与日本不同，我们国家不是一个经济走下坡路的小型国家，国家内部的封建文化残余以及性别问题其实已经处于东亚文化圈的优秀水平（倒是一些文化界人士在这层面是负面案例）。当然，国内的确也有受高等教育人群过多，思想领域受西方影响过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的通病，是无法避免的代价，不是用一句什么 “东亚文化的诅咒” 可以简单归类的。解决人口问题，有两条道路。第一就是开历史倒车，用战争或者缺位的政治造成 “去城市化”“去现代化” 等社会危机，人口自然而然就会因为社会的混乱而大幅增加。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科学技术发掘新型生产力，调整社会生产关系，进一步提供给群众更自由的选择和更安全的环境。作为一个现代人，能选择的只有后一条道路，因此不能因为一些社会问题就陷入自怨自艾的精神内耗，或者诉诸民粹主义和保守化改革。我在网上看过一些对于国内 “女性主义者” 的批判，其中一句话我觉得值得听取：“对那些真正希望在当前生产力条件下改善女性地位的女性朋友们，你们最应该从事的专业有两个：生物学和原子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