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点时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诞生背景：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到 1953 年 7 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为止。在这段期间，因为美军的受挫，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从古老国度中诞生的新兴势力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多地的学者为中国军事史的研究呼声开始频繁出现，然而总体而言，这门学问在当时仍然乏人问津。直至 1963 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哈佛大学召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探索性会议。会上，罗荣邦教授应邀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军事的导论性文献综述。接著在 1965 年召开了关于明代政府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主办、贺凯（Charles O. Hucker）先生出面组织。因 1964 年中国的第 1 颗原子弹引爆成功的刺激下，与会者强烈建议尽快召开关于中国军事史的研讨会。随后，芮沃寿（Arthur F. Wright）任主席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邀请小弗兰克・A. 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出面，并在贺凯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两位先生的协助下，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只是支援力度有限，组织工作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在不久后的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的第 1 颗氢弹引爆成功，极大的震撼了美国朝野。当时美国社会各界对新中国的研究热情开始迅速升温。1969 年 8 月 24 日至 29 日，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会议在戴德姆（Dedham）麻省理工学院的恩迪考特中心（Endicott House）召开。会议为期一周，内容不单单围绕着本书中收录的文章的早期版本，还有其他的口头或书面报告。在费正清与小弗兰克的汇总整理下，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 1974 年出版。本书可以称得上是海外汉学研究中军事战争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虽然距今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但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值得被继续关注。“文主武从” 的观念在汉代萌芽，至宋代发展完备，成为古代中国军事传统的特征。可能是潜移默化中受此影响，当代人对军事史的研究热情也远不如对文官科层制度。八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家围绕着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等问题，挖掘了从先秦到明代的七个战争片段，包括城濮之战与井陉之战、汉武帝与匈奴的拉锯、唐代淮西藩镇与朝廷的对抗、宋元时期的围城战、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水战、明代土木堡之变、胡宗宪灵活运用权谋以剿寇，说明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力对抗，更需要政治军事智慧和社会组织才能，在这个过程中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军事传统和军事风格。书名中的 “战争之道”，说明了这不是一本战争史，讨论的核心不仅在于战争本身，而是更多地将政治哲学、经济、社会、文化的视角引入军事研究。

这不是严谨的军事著作，选取的战例也不是最经典的。但从战例子引申出来的古代文化和经济含义能让人深思。在城濮之战中，晋文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还楚国的恩情，后考虑战争的结果。古人守城，要考虑防止奸细，守城士兵粪便也是武器，要集中手机。家具要堆满大街，周围的野狗也要屠杀，防止偷袭时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