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认为日本战后文化记忆错综复杂，并未形成一种统摄社会共识的 “元叙事”，而是至少存在三种 “相互抵触的创伤叙事分类在争夺道德优越性”。第一种叙事致力于讲述 “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故事”，歌颂战死者的勇气和忠诚，为国家和普通民众的牺牲而辩护。第二种叙事提倡 “对失败战争中的悲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认同”，突出日本，尤其是广岛和长崎在二战中受到的非人道及毁灭性打击。 第三种叙事则强调日本的 “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这类犯罪行为”，因其承认日军的施害者角色而较为亚洲邻国所接受。上述三种叙事的内容较少交叉重叠，充满分歧和对立，构建出一幅 “众声喧哗” 的复杂叙事图景。如今，第二种叙事在日本社会占据了主流地位，常见于家族历代传承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以及学校课堂上。这一叙事塑造了现代日本人的祖父辈被迫为国献身的受害者形象，借此抵消他们的施害者身份，使得追忆和悼念的焦点集中于本国民众，从而将亚洲的遇难者排除在忏悔和祭奠的对象之外。受害者叙事规避了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为当代日本人提供了回避事实阴暗面、沉溺于悲情主义与和平主义光环的强大借口。这种认识也使得日本政府长久以来都难以真诚地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因此无法得到中韩等国民众的原谅，战争的负面影响迟迟无法消除。

战败故事的三个版本同样是战败这件事，在日本国内竟然能讲出至少三个不同故事，而且这三个故事之间相互抵触，都在争夺道德优越性第一个故事是 “阵亡英雄” 的故事，主题词是 “幸运的失败”。如把日本战后繁荣归因于二战士兵的牺牲，如很多日本电影、纪录片、政治演讲，甚至教科书都在讲类似的故事。第二个是 “受害者” 故事，主题词是 “灾难”。强调日本也是二战受害者，这类 “受害者” 故事，本质上不过是在转移注意力。最后还有一个是 “施害者” 故事，强调日本是罪犯，如历史学家家永三郎 32 年内 3 次起诉日本政府，主张日本要对战争罪责进行深刻反思，对国家发动战争感到悔恨，有助于实现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可以想到，这样的自我批评，在日本国内会引发很多人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战败故事在不同程度地向 “受害者” 故事的版本靠近。为什么日本人更喜欢 “受害者” 的故事亲身经历战争的老兵对战争情感复杂，最初被称为 “沉默的一代”。所以在他们回忆战争历史的时候，会更倾向选择 “受害者” 视角。日本很多媒体跟日本政界有密切关系，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媒体还要讲 “阵亡英雄” 的故事，这类故事有很多歪曲历史的情节家庭中为塑造父亲良好形象，晚辈与长辈之间，往往不会捅破那层窗户纸。日本的家庭相簿内容都会被有选择性的剪裁，缺少足够的真实。日本媒体也会迎合受众的喜好，不断加大 “受害者” 故事的比重。日本学校教育则过分讲 “受害者” 故事，也会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国家的信任感不断下降。所以，现今日本年轻人的国家自豪感和政府信任感，要远比美国、德国、韩国的年轻人低。战败的德国为什么在反思战争方面比日本做得更好更深刻？用德国与日本比较，二战后的德国分裂为东 西德国，加深了不同群体对历史认识的分裂。战后的德国面临一个紧要任务，与欧洲各国和解。具体措施是：德国政府尤其重视对历史课程的编写，通过讲述 “第三帝国历史”，号召人们自我定罪，与过去彻底决裂，重建一个全新的德国。如德国领导人主动向曾经遭受纳粹伤害的欧洲各国道歉、赔偿，甚至当众下跪忏悔。选举制度作出规定进入议会的政党至少要获得 5% 的选票，减少极端的声音控制议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欧洲各国接纳了德国。而且本国民众也获得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称为 “忏悔的骄傲”。德国的和解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和受过伤害的周边国家重建友好关系，需要首先承认错误行为，同时做出令人信服的道歉。与此相反的是在日本国内的情况：日本普通民众却是长期回避讨论长辈的战争经历；大众媒体为迎合受众而刻意强化 “受害者” 故事；而学校教育刻意引导学生要关注当下的和平。然而，要想修补破碎的关系，抚平历史的创伤，只是倡导和平主义远远不够。日本目前的文化氛围并不推崇深刻的自我反省。今天的日本对于二战问题，在尽可能的保存沉默，如果面临不得不谈的时候就会用转移焦点的方式逃避问题，讲 “受害者” 故事，而绝不会广泛深入的讨论下去

在本书中，作者探索了日本的战败文化，试图揭示这个国家令人费解的战争记忆。日本的失败文化混乱而分裂，人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在这种文化中，存在三种战败记忆：施害者、受害者和英雄记忆。这些战争记忆各有不同，相互抵触，其原因则在于人们对过去有着不一样的记忆：一些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项令自我感到满足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