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1873 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政体的一次突然而根本性的重组。原本德川幕府所支配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贵族政府所构成的幕府体制，被改造成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的、充分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明治维新为明治寡头执政集团自上而下发动的根本性现代化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改革又在随后为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日本跻身于主要的现代军事强国之列。与晚清中国的革命性政治危机相似的是，导致明治维新的危机是由外国的军事压力引起的。在舰队司令佩里 (Admiral Perry) 于 1853 年抵达日本之后，工业化的西方列强一再侵犯日本德川幕府的政治主权，逼迫它向外国使者和商人开放港口。而当西方列强进入之时，正值幕府相对衰弱，而许多名义是江户时代将军封臣的大名所治理的藩 (省级领地) 则相对强盛起来。外国的入侵不但引发了排外运动，而且也引发了日本政治精英的内部斗争。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并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一场反对君主试图推行理性化改革的革命，而基本上是来自外围、享有更少特权的藩阀政治贵族于 1868 年从中央发动的一场政变，用天皇取代幕府将军成为国家元首。然后，他们再利用本藩的军事力量和新建中央政府的资源及威望，一步一步地推进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社会与行政变革。贵族身份和特权被废除，以使所有臣民享有形式上平等的权利。而且用统一的、中央集权和高度官僚化的全国性政府来替代先前分散化和碎片化的行政管辖权。全国性政府随即进一步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国家推动的工业化。日本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答案的一个关键性部分是，幕府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在旧制度下的中国，经济上富有的地主上层阶级在未充分官僚化的帝制国家组织体系内，获得了集体性的据点 — — 他们利用这些据点，吸干了本来应该由中央控制的国家税收，并据此而能够阻止有可能伤害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现代化改革的实施。在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有地主 — 大致类似于中国地主士绅和富裕农民的家族，因为这些家族也在经济上富足，并支配着地方性乡村集镇。然而，像商人一样，这些地主也被排除在地方之上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之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形成了私人经济财富和将军、大名及其众多武士等级代理人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之间的分化。诸如地主贵族和商人等财富的拥有者，被禁止携带武器，只有在地方层次上才能担任政府职务，其活动在社区之内受到了武士长官的严格监督。与此相伴的是，幕府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但是作为一个前工业化的贵族政权，却实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官僚式理性化。从 16 世纪起，在所有的各个藩阀的领地内，领主的武士代理人就与直接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相脱离，他们也不直接管理农村社区，而是被聚集在城市要塞和行政中心。武士们因此而被排除了对土地的控制，其生活只能依靠中央国库定期发放的薪金和津贴。他们逐渐发现的一个无情事实是，他们已经从粗鲁的战士被改造成了受过正规教育的、常常是专业化的官员。在地主 — 商业财富与官僚政治权力之间的这一重要分殊，是幕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日本在对西方的压力做出反应时，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的这种变化。领导维新的是武士阶层。他们在 “外围” 的长洲和萨摩掌握了行政和军事权力，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能够用来反对幕府将军的独立资源。但是，由于他们并不是地主或与地主并没有紧密的联系，这些人就能够毫无阻碍地通过政治集权化的纲领来追求民族救亡事业。​“由于他们不是土地贵族，因此其抱负只能通过为政府服务中取得成功来满足。​” 在德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其他成员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要么参与明治维新运动，要么则默许改革，以换取他们能够在新的国家职位中取代被废除的官员。同样重要的是，维新危机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在既有官僚统治阶层内部进行，是因为没有牵涉任何拥有政治权力而拒斥国家集权化的地主上层阶级。这种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上层阶级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与中国地主阶级的抵抗所造成的后果不同的是，在日本，地主阶级的抵抗不可能破坏专制政治的权威，不可能对既存国家职能形成挑战，不会瓦解国家对下层社会的控制。相反，在日本的整个维新危机期间，政治与行政阶层始终一致坚持维护常规性财政与政治职能的延续。明治改革者们与既存的结构与人员一道，一步一步地变革政治体制的整体结构。​“尽管幕府与藩阀体制已经被废除，不过许多旧的权威渠道和既存的行政机器也可能被利用起来，因此就可以用微小的渐变来满足现代的需求。​” 在明治维新期间，先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阶级和集团，也就因此而没有获得任何新的介入机会，明治维新也就一直被恰当地描述为是一场 “自上而下的革命”。最为关键的是，尽管地方性的 “农民暴动” 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就相当普遍，而且此后也一再发生 — 甚至在维新期间和之后变得更为频繁，但是却并没有发生对明治转型有推动作用的全国性农民暴动。正如波顿 (Hugh Borton) 所指出的：明治维新的形成与农民无关。维新直接反对的是外来压力造成日本半殖民化的危险，它同时也反对德川政权，因为后者已经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它是由帝国宫廷内的政变促成的，农民则发现，他们自己成了武士支配阶级成员所发动和推行的变革的牺牲品…… 统治权力已经从一个主要的武士集团 (德川幕府) 转向了天皇和支持天皇的西南藩阀手中。没有推翻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的情况，没有出现农民要求掌权，并根本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局面。只是精心控制的军事动员中，才允许非武士阶层的成员参与维新。而且，当暴力冲突实际发生之时，也往往是在他们抗拒变革的企图出现之后才有的事，并且他们也只是参与了德川政治精英中少数心怀不满的派别。从一开始，忠于天皇的军事力量就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他们在 1868 年之后还稳步成长、更为强大。明治维新作为一场中央集权化的全国性革命，并没有遇到地主上层阶级的阻碍，也没有遇到以阶级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反抗 -— 之所以可能成为面对帝国主义压力的一种反应，正是因为德川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但早已变得非常官僚化了。一旦外来威胁促使日本为维护主权的延续而实施国家的中央集权，德川统治精英中的一些派别，就能够很快在内部自上而下地完成政治改造。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无需摧毁既存的行政制度，也无需打乱对底层的控制。而清国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君主政权中的官员和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相互缠绕关系。首先要明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身为农耕大国，中国的统治集团精英是地主阶级，“平均地权” 这个口号，国民党只有在海岛才能进行，可见中国 “革命” 的必然，而日本也自然是个 “假” 平权，稻做本性让民族有很强的集体性和服从性，但没有彻底革命，也让日本难改狭窄的民族本性，老龄化和低出生率是底层的变相反抗。2025 年 #413

底层武士。他们原本就离上层统治很遥远，对底层生活感同身受，在愤怒、恐惧和迷茫中，这些武士首先选择的道路是 “攘夷”，也就是把混乱以及生活的困顿归结于外国势力的入侵，他们或是刺杀外国人，或是炮击外国舰队 。但惹怒了外国人，真打起仗来，他们又不是欧美人的对手。一些看到差距的下级武士意识到，攘夷是轻率的，应当开国进取，大胆改革。而日本之所以没能及时改革，正是因为幕府统治者保守且无能。于是，他们的策略从 “攘夷” 转向 “尊王倒幕” ，也就是拥戴天皇反对幕府。

从东方视角观之，因独特的地缘及紧密的文化纽带，日本史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互相交织，自然而然成为各国观照自身的镜鉴；以西方立场视之，从古代神秘的 “黄金岛” 传说到现代经济腾飞的神话，无不触发西方人的探秘欲望与破译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