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大礼议》。由于存在着统治者必须遵守的公共礼仪规范和传统观念，礼仪对统治权力必须施加一定的制约。“大礼议” 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武宗绝嗣而引起的皇位传承难题经由首辅杨廷和等变通《皇明祖训》“兄终弟及” 的皇位继承原则，迎立藩王朱厚熜即位，是为嘉靖皇帝。从帝统的延续性来说，正德、嘉靖之间实际上存在断裂，这是自建文、永乐之后的第二次断裂。即位之后，嘉靖帝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断裂之后重塑皇权。他是如何重塑的呢？议礼、礼制改革是其重要手段。礼仪与政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礼仪具有很强的 “建构性”，通过象征表达服务于政治，有助于建立政治组织，产生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塑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知。同时，礼仪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对于统治权力具有规范力量，正如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所说，由于存在着统治者必须遵守的公共礼仪规范和传统观念，礼仪对统治权力必须施加一定的制约。因此，嘉靖帝根据自己的权力诉求革新礼制，而原有政治势力基于传统或自身立场难以认同嘉靖帝的礼制革新，双方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大礼议” 由此而起，旷日持久，成为嘉靖时期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以往学者所谓的 “大礼议”，通常指嘉靖初期为兴献王争皇、争帝、争考，涉及 “继嗣” 与 “继统”、礼义与人情等问题，其时间界限或到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或至嘉靖七年《明伦大典》修成，对 “大礼议” 做出全面总结。嘉靖九年陆续展开的礼制改革，则归属于另一个问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嘉靖帝利用宗庙、郊祀等礼仪改革达致兴献帝的 “称宗祔庙”。而《大礼议》一反常规，另辟蹊径，把前后两个阶段相关联，提出新的定义。这样的新定义有其内在逻辑，在尤淑君看来，“大礼议” 实际上就是 “献皇帝正名化” 运动，嘉靖帝由正其父兴献帝之名而得以正自己的皇权之名。“名分礼秩” 核心理念在前、后阶段是一以贯之的，后一个阶段继续完成前一个阶段未竟的任务，具有本不可分的整体性。通贯的视角犹如长焦距的审视，呈现了二十余年议礼过程中的跌宕起伏、曲折多变，以及伴随议礼而产生的人事沉浮、政局畸变，嘉靖朝历史具有了更加明朗、深邃的景观。嘉靖帝在这二十余年里也有了不同的改变，如果说初期的 “大礼议” 是 “以情服人”，辅之以强权武力来实现目的，那么后期的嘉靖帝更注重 “以礼（理）服人”，所有礼制改革都是为实现 “称宗祔庙” 做铺垫，有着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深思熟虑。长达二十四年的 “大礼议”，通过兴献帝 “称宗祔庙”，终能撇开旧的宗统，建立新宗统，达成皇权重塑的目的，建构嘉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明朝帝系从孝宗一脉转移到兴献帝一脉，下启嘉靖之帝系，实现了天命的转移。

一个孝字，从古至今都悬在每个中国人头顶，很多时候心里是否真的亲近并不重要，完成孝的动作很重要。当嘉靖捡漏成了皇帝，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尊崇自己已经死去的父亲，让他以王爷之事实享受皇帝的待遇，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嘉靖的孝和人之常情。但嘉靖作为一个皇帝，极力为自己父亲争取名分和待遇，我想也是他作为一个帝王对实现自己个人意志的试探，在这方面他大概算是成功了。面对着朝堂上前仆后继的反对，他一步步反击，最后还是给他爸带上了皇帝的称呼，可这对一个死去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历史依然记录着那个已经逝去的人，只是个王爷。嘉靖所有的努力，都改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实，或许那也不是他真正关心的。他真正想要的是一群可以贯彻自己意志的臣子和朝堂，而关于名分的漫长礼仪之争只是他实现目的的手段。

详略得当，全面周到。本书对大礼议事件的时间线进行了拓展，由嘉靖三年推至二十四年。对期间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无论是左顺门事件，还是立世室事件，再到最后真正称宗附庙。揭示嘉靖亦欲以议礼，而达到皇权私有化，一人独裁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对明朝的内阁制度，言官制度产生深远影响。他们因皇权私有化，而产生变异，彻底沦为皇权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