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4 年 7 月 15 日，明朝左顺门外爆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冲突。包括六部九卿、翰林、给事中、御史等二百余官员跪伏门外，抗议少年天子朱厚熜追尊生父为皇帝的行为。年仅 18 岁的嘉靖皇帝毫不退缩，下令锦衣卫将五品以下官员 134 人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并使得 17 人被创死亡，另有 8 人被充军。这一血腥事件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 “大礼议” 之争推向了高潮。这场风波源于 1521 年正德皇帝驾崩后无子继位的政治危机。时任首辅杨廷和等人选择迎立湖北安陆的兴藩世子朱厚熜入京继位。按照儒家礼法和杨廷和的安排，朱厚熜应当过继给伯父弘治皇帝，认祖为父，而称自己的生父为叔。嘉靖帝的即位本身就是一个意外。他是正德皇帝的堂弟，原本与皇位无缘。倘若正德皇帝有子嗣，或者朱厚熜的父亲仍在世，按照儒家礼秩和《皇明祖训》，皇位绝不会落到他的身上。这个 15 岁的少年，在湖北安陆长大，突然被一纸诏书召唤至京城，一夜之间登上权力顶峰。从地方世子到一国之君的身份转变，使他面临着巨大的政治考验。他带入京城的是对生父母的天然情感，而非对朝廷既有政治规则的顺从。登基仅三天，嘉靖帝就要求尊奉生母为太后，追尊生父为皇帝，由此拉开了 “大礼议” 的序幕。表面上看，“大礼议” 是关于嘉靖帝能否追尊生父的礼仪之争，实质上却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作者尤淑君在这本《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中就尖锐指出：“我倒不觉得他有多爱父亲，而在于说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如果你今天承认了杨廷和的说法，也就无法动摇杨廷和的权臣地位”。也是通过反对杨廷和的观点，嘉靖帝找到了权力的灰色地带，可以安插自己人马，借机清除政敌。这场持续二十四年的 “大礼议”，本质上是一场 “献皇帝正名化” 运动。嘉靖帝通过编纂《明伦大典》《大明会典》等国家政书，变更国家礼制，重塑权力结构，最终实现了生父 “称宗祔庙” 的目标。

嘉靖皇帝一般被认为是个和万历皇帝一样，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庸君主。其实嘉靖皇帝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他是个从遥远的湖北，只身入主北京紫禁城的十五岁少年，欲掀起为尊崇父亲的 “大礼议”，一步一步地突破朝廷上巨猾老臣的管控，获得最后的胜利，为其父 “称宗祔庙”。进一步，又对明朝自洪武帝创制的礼制，推动大改革，以重塑皇权。将明太祖独创的天地合祀，改回天坛、地坛分祀；将继太祖之后的明 “太宗”，提升为与太祖并列的 “成祖”；降杀孔子与孔庙的道统地位，将孔夫子兼具道统与政统地位的 “文宣王” 称号去掉，改为只是 “至圣先师” 的道统地位，改大成殿为先师殿，大成门为庙门，增建祭祀孔子之父的启圣祠，以分散孔子的至圣地位；并且在国子监增建敬一亭，为嘉靖帝对经书批注的圣训树碑。彰显帝王不但掌握制礼作乐至高无上的皇权，而且是掌握诠释经典权力的大师；其专制独裁，更胜太祖，将明朝皇权推到最高峰。尤淑君教授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完整论述其历史过程及关键，尤其对大礼议的政治文化面相，颇有独到的论述。尤其附录《大礼议编年表》，方便读者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本末，更是大礼议过去相关论著所无。

每日一书：《大礼议》。由于存在着统治者必须遵守的公共礼仪规范和传统观念，礼仪对统治权力必须施加一定的制约。“大礼议” 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武宗绝嗣而引起的皇位传承难题经由首辅杨廷和等变通《皇明祖训》“兄终弟及” 的皇位继承原则，迎立藩王朱厚熜即位，是为嘉靖皇帝。从帝统的延续性来说，正德、嘉靖之间实际上存在断裂，这是自建文、永乐之后的第二次断裂。即位之后，嘉靖帝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断裂之后重塑皇权。他是如何重塑的呢？议礼、礼制改革是其重要手段。礼仪与政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礼仪具有很强的 “建构性”，通过象征表达服务于政治，有助于建立政治组织，产生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塑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知。同时，礼仪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对于统治权力具有规范力量，正如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所说，由于存在着统治者必须遵守的公共礼仪规范和传统观念，礼仪对统治权力必须施加一定的制约。因此，嘉靖帝根据自己的权力诉求革新礼制，而原有政治势力基于传统或自身立场难以认同嘉靖帝的礼制革新，双方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大礼议” 由此而起，旷日持久，成为嘉靖时期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以往学者所谓的 “大礼议”，通常指嘉靖初期为兴献王争皇、争帝、争考，涉及 “继嗣” 与 “继统”、礼义与人情等问题，其时间界限或到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或至嘉靖七年《明伦大典》修成，对 “大礼议” 做出全面总结。嘉靖九年陆续展开的礼制改革，则归属于另一个问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嘉靖帝利用宗庙、郊祀等礼仪改革达致兴献帝的 “称宗祔庙”。而《大礼议》一反常规，另辟蹊径，把前后两个阶段相关联，提出新的定义。这样的新定义有其内在逻辑，在尤淑君看来，“大礼议” 实际上就是 “献皇帝正名化” 运动，嘉靖帝由正其父兴献帝之名而得以正自己的皇权之名。“名分礼秩” 核心理念在前、后阶段是一以贯之的，后一个阶段继续完成前一个阶段未竟的任务，具有本不可分的整体性。通贯的视角犹如长焦距的审视，呈现了二十余年议礼过程中的跌宕起伏、曲折多变，以及伴随议礼而产生的人事沉浮、政局畸变，嘉靖朝历史具有了更加明朗、深邃的景观。嘉靖帝在这二十余年里也有了不同的改变，如果说初期的 “大礼议” 是 “以情服人”，辅之以强权武力来实现目的，那么后期的嘉靖帝更注重 “以礼（理）服人”，所有礼制改革都是为实现 “称宗祔庙” 做铺垫，有着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深思熟虑。长达二十四年的 “大礼议”，通过兴献帝 “称宗祔庙”，终能撇开旧的宗统，建立新宗统，达成皇权重塑的目的，建构嘉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明朝帝系从孝宗一脉转移到兴献帝一脉，下启嘉靖之帝系，实现了天命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