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淑君台湾宜兰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书认为揭示了大礼议的双重性：它既是嘉靖帝个人野心的胜利，亦是明朝政治文化衰变的起点。当礼法沦为权力游戏的道具，皇权与士大夫的共治契约便彻底瓦解，最终导向 “君骄臣谄” 的末世困局，警示后世：任何制度的存续，皆需权力对规则的敬畏。权力运行需要制度约束，当 “祖制” 沦为个人意志的附庸，必然引发秩序危机。同时，作者将复杂的 “继嗣”“继统” 概念通俗化阐释，既满足专业读者的学术需求，又让普通读者能轻松理解核心争议，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平衡。礼制本应是权力的规范，而非权力的工具，这一洞见在今天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加坡马凯硕的曾经问弗朗西斯 - 福山，如果现在是利比亚人民，是希望一个强力总统还是建立一个 “民主法制” 政府，福山的制度终结论已经沦为国际政治的笑谈，但他还是辩称利比亚的问题在于各个部落没有统一的授权给政府，因此政权的合法性是关键，这就呼应了 “国际大事在祀与绒”，政权的合法性和军队是国家政权头等大事。用西方眼光和看法，支持官员对皇权的制衡，而没有考虑如何限制地方豪强对百姓的盘剥，都属于书读歪了，作者如果是台湾人，应该反思蒋家如何被颠覆，蓝党的体制并不能深入掌控基层，所谓的民主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福音，只是官场乱斗。明朝官员被当庭打屁股的庭杖，在后朝没有出现，并不是后人没有 “骨气”，而是官员已经失去了 “帮派”。西方最怕的有个万众一心的强大团结的国家出现，30 年来润物细无声的灌输乾纲独断的危害。近年中国知识界习惯用西方的眼光审视中国体制，欧美在进入工业化之前，处于封建阶段，各个小邦国的帮主（王）直接管理领地的人民，就没有形成国家官僚体系，不明白中国是帝国模式，皇权不下县，皇权代表人民制衡官僚体系，任何朝代初期皇帝强悍，可以抑制官僚集团并令行禁止，而到王朝末期，经过多年沉淀和经营，门阀和地方豪强不断做大，两千年帝国史就是皇权和官僚体系不断斗争，汉唐的外戚，明朝的宦官都是如此衍生，皇帝管官，并不管民，“官不聊生” 好过 “民不聊生”，因为 “民不聊生” 才会造反。因为笔杆子在官僚手中，让 “官不聊生” 的朱重八和永乐帝在史笔下都是 “暴君”。嘉靖帝通过大礼仪揉搓官场，就是要树立皇权威仪权威，因为经过几代 “名臣”，已经形成官僚派系，经过整顿，皇帝个人再昏聩，国家还按照惯性前进，直到崇祯杀了魏忠贤，如同嘉庆绊倒和珅，无人制衡的官僚体系必然导致地方做大，如此辽阔的帝国，如果遇到天灾和外敌入侵，没有中央的资源调配，天然的不平衡环境自然会出现 “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王朝末期的剧本都是一样的。2025 年 #406

1524 年 7 月 15 日，明朝左顺门外爆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冲突。包括六部九卿、翰林、给事中、御史等二百余官员跪伏门外，抗议少年天子朱厚熜追尊生父为皇帝的行为。年仅 18 岁的嘉靖皇帝毫不退缩，下令锦衣卫将五品以下官员 134 人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并使得 17 人被创死亡，另有 8 人被充军。这一血腥事件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 “大礼议” 之争推向了高潮。这场风波源于 1521 年正德皇帝驾崩后无子继位的政治危机。时任首辅杨廷和等人选择迎立湖北安陆的兴藩世子朱厚熜入京继位。按照儒家礼法和杨廷和的安排，朱厚熜应当过继给伯父弘治皇帝，认祖为父，而称自己的生父为叔。嘉靖帝的即位本身就是一个意外。他是正德皇帝的堂弟，原本与皇位无缘。倘若正德皇帝有子嗣，或者朱厚熜的父亲仍在世，按照儒家礼秩和《皇明祖训》，皇位绝不会落到他的身上。这个 15 岁的少年，在湖北安陆长大，突然被一纸诏书召唤至京城，一夜之间登上权力顶峰。从地方世子到一国之君的身份转变，使他面临着巨大的政治考验。他带入京城的是对生父母的天然情感，而非对朝廷既有政治规则的顺从。登基仅三天，嘉靖帝就要求尊奉生母为太后，追尊生父为皇帝，由此拉开了 “大礼议” 的序幕。表面上看，“大礼议” 是关于嘉靖帝能否追尊生父的礼仪之争，实质上却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作者尤淑君在这本《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中就尖锐指出：“我倒不觉得他有多爱父亲，而在于说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如果你今天承认了杨廷和的说法，也就无法动摇杨廷和的权臣地位”。也是通过反对杨廷和的观点，嘉靖帝找到了权力的灰色地带，可以安插自己人马，借机清除政敌。这场持续二十四年的 “大礼议”，本质上是一场 “献皇帝正名化” 运动。嘉靖帝通过编纂《明伦大典》《大明会典》等国家政书，变更国家礼制，重塑权力结构，最终实现了生父 “称宗祔庙” 的目标。

嘉靖皇帝一般被认为是个和万历皇帝一样，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庸君主。其实嘉靖皇帝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他是个从遥远的湖北，只身入主北京紫禁城的十五岁少年，欲掀起为尊崇父亲的 “大礼议”，一步一步地突破朝廷上巨猾老臣的管控，获得最后的胜利，为其父 “称宗祔庙”。进一步，又对明朝自洪武帝创制的礼制，推动大改革，以重塑皇权。将明太祖独创的天地合祀，改回天坛、地坛分祀；将继太祖之后的明 “太宗”，提升为与太祖并列的 “成祖”；降杀孔子与孔庙的道统地位，将孔夫子兼具道统与政统地位的 “文宣王” 称号去掉，改为只是 “至圣先师” 的道统地位，改大成殿为先师殿，大成门为庙门，增建祭祀孔子之父的启圣祠，以分散孔子的至圣地位；并且在国子监增建敬一亭，为嘉靖帝对经书批注的圣训树碑。彰显帝王不但掌握制礼作乐至高无上的皇权，而且是掌握诠释经典权力的大师；其专制独裁，更胜太祖，将明朝皇权推到最高峰。尤淑君教授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完整论述其历史过程及关键，尤其对大礼议的政治文化面相，颇有独到的论述。尤其附录《大礼议编年表》，方便读者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本末，更是大礼议过去相关论著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