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圣人的诸相 --《论语义疏》中的孔子〉。《论语义疏》最为集中地保存了汉晋六朝数百年间对《论语》的理解，要探求《论语》古义，舍此书则出不由户，行非斯道。我们可以将皇侃在《论语义疏》所呈现的孔子形象概括为政、教之间的圣人。所谓的 “政、教之间”，有两重意味：其一为 “由政而教的转向”，即皇侃乘《论语》独立化之势，通过援用以玄理为主的思想，来完成孔子教化形象的树立。其二为 “教而不离政”，就发展趋势而言，孔子的政教面向虽逐渐淡化，却从未被遗忘。这也体现在《论语》本身与五经的紧密关联中。孔子的 “另一面”，始终会随着《论语》指向五经的线索中，若隐若现。那么，研究圣人观 —— 随时运变迁而在君、师之间 “切换” 的孔子形象 —— 有何意义？要言之有三：其一，皇侃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历经由政而教的转向，反映出经学影响政教的力量式微与经师逐渐从政治场域中抽身的趋势。在儒学依旧 “迷茫” 的当下，皇侃笔下的《论语》与孔子，仍然对后学有示范意义。读之，恍若夫子犹在耳旁，娓娓告诫在当下迷茫的儒者应如何自处、有何作为以及可以期待什么。其二，这尊由不同思想资源 “糅合” 起来的圣人形象，可以带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首先，通过观察皇侃如何借助异质思想资源以打造出适时的儒学形态，可以获致不同思想如何实现互鉴共存的经验。在多元思潮竞立而共识阙如的今日，这类经验尤有借鉴意义。其次，圣人观作为儒者的自我投射乃至一个时代的思想缩影，是分析彼时学人思想构成的切入点。《论语义疏》中的孔子在衰世 “应机作教”。而人师形象的背后，则是收摄玄、佛的 “圣人体无” 与经学牵涉的政教传统，二者又分别指向六朝学人批判现实的两个参照：被注入玄、佛理念的 “方外世界” 与承载着理想秩序经验的 “三代历史”。六朝学人融通诸教的精神世界，奠定后世儒学思想的基本格局。这也体现在，宋学及其后的儒典经解中，会时或闪现玄、佛思想的影子。再次，皇疏涉玄，有较为明确的目的 —— 如利用本、迹二分的框架来促成 “由政而教” 的人师形象之树立，但引入异质思想可能招致的意外结果同样不容忽视 —— 比如 “言意之辨” 的诠释方式，可能导致解经过度发挥的风气；又如圣人体无的观念，实质上打开了一条揣摩圣人境界的内向思路，对心灵世界辨析极其精微的佛教，更助推了这种内向化的阅读或思考的方式。儒学也受其影响，在向内沉潜中开发并丰盈内圣的维度。这些都不必是涉玄、佛者的初衷，却是势所必至的后果。不管是以儒摄玄还是以玄摄儒，思想交融所发生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其三，皇侃所塑成的这尊介于政、教之间的孔子形象，对应于一种理解《论语》的独特方式 —— 依循经典本身的逻辑并具备经学视野的《论语》学。“教” 的一面，即是将《论语》本有的人师形象予以揭示；“政” 的一面，则对五经中政教意味甚浓的圣人形象加以呈现。鉴于《论语》本身有诸多内容旁涉他经，且劝学五经为夫子教化的重要一环，那么 “具备经学视野” 亦不失为 “遵循《论语》本身的逻辑” 所要求，孔子的政教面向也为《论语》本身所隐含。在经学的背景中理解《论语》，实质上意味着在凸显《论语》的同时，也不忘兼顾五经之重要性的经典观。这也是《论语义疏》能为今日的经典研究所贡献的重要启示。基于上述内容，可以再向下深挖一层，以揭示隐藏在皇侃圣人观背后的逻辑结构。在上述三个要点中，第一、二两点是在经学史、思想史等背景中剖析圣人观所蕴涵的思想观念。第三点则指向塑成皇侃之圣人观的另一个基点 —— 影响乃至决定经师思想的经典。从中，可以看到生成圣人观的底层逻辑：经典、经师与现实三元互动的诠释结构。圣人观，是皇侃通过诠释经典的方式所呈现的思想。作为经师，明经是其职志所在，所以皇侃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对《论语》本旨的继承与揭示。但皇疏不能也不会只是对《论语》进行 “同义反复” 的解读。毕竟，除却明经，经世致用同样是经师之初衷。所以，经师必须顺应流变的历史处境，根据现实需要来回向原典、重塑经典、活化经义。经师的诠释，是经典与现实二者间互动的产物。换言之，在提供思想的经典与生成问题的现实的双重刺激下，经师方能推陈出新。皇侃之圣人观，正是在经典、经师与现实三元的互动中而逐渐成型。三元互动的模式，是经学解释的基本结构和底层逻辑，也是一种十分平衡的理解模式。通过这种理解模式，既能看到经师 “述” 的一面，即经学诠释中明经、尊经的向度，经典对经师的决定性影响；也不会忽略 “作” 的一面，即经典解释过程中的阐发与建构，经师对经典的意义重塑。明经与建构，分别代表着传承与创新抑或变与不变的两面。其 “变”，就体现在根据流变的现实境况来丰富乃至重塑经意；而始终不变的则是作为诠释对象的经典，毕竟经师的阐发与建构都立基于、受限于经文本身，且经之为经，正在于其蕴涵了不会随时变更的常道。二者犹如经学演进过程中的 “油门” 与 “刹车”，缺一而不可。经学自非一成不变，而以经典为圭臬的学问，其发展前进的步调也必然是审慎而稳健的。就如皇侃的圣人观，既展现出切合时代的玄风，又不会脱离《论语》“应机作教” 的主题。既能顺应时势，实现由政而教的转向，又不会彻底脱离传统经学的思路，遗忘孔子的政教面向。圣人观是儒学形态的集中呈现，也是经学诠释的产物。所以，通过考察历史上的孔子形象，可以窥见彼时儒者的处境与经学发展的深层逻辑。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演变，与经学发展的步调是一致的。古史辨学派意识到历史中的孔子形象不断演变的现象，并最早地集中讨论了相关问题。赵吉惠说：在我国史学界，自从 20 年代疑古派史学家提出，由于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的孔子形象，因而应该研究孔子的 “真相” 之后，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它一直是研究儒学的重要方法论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先秦文献中所描述的孔子才是真孔子，才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而秦汉以降，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与学者，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去塑造孔子的形象、叙述孔子的思想。因此，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孔子，汉代有汉儒装扮起来的孔子，宋明时代有宋明理学家改造过的孔子，清代有清儒绘制的孔子，近现代还有被穿上时装的孔子。这些都是 “假孔子”，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客观对象。疑古学派遵循实事求是的学术标准，故以澄清经文原意或孔子原貌为目标。于是认为，只有追寻孔子的 “真相” 而非被历代儒者装扮的 “孔子”，才有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圣人观，和与之相应的两种不同质的学问。一种是唯一的、“历史中的孔子”，对应于以澄清事实为旨归的现代史学。一种是因时应变的 “历史上的孔子”，对应于兼具澄清与建构两重目标的传统学问。学术的古今之变，从圣人观中也有所体现。力求客观的古史辨宣明：“假孔子”“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客观对象”。鉴于孔子与经典的一体相关，这一断言其实内含如下意味：原典的衍生物，诸如经注或经疏，因未必足以澄清原典本意、呈现孔子原貌，其研究价值也将付诸阙如。而注疏之所以不够 “严谨”，是因为经师不可能仅仅出于好奇或求真的冲动才回向原典。经世致用，才是经学。质言之，具有双重诉求的传统经学与实事求是的现代学术乃是根本不同的研究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