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王国维谈哲学，有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这样的两难也可以放大到各类学问。学术与社会之间 —— 评《治学的门径与取法》“学术” 是中国特有之名词，其涵义之丰富，内容之广泛，几乎无所不包。近代以来，西潮冲击影响之下，“学术” 之涵义愈发扩张，遂有与之相匹配的 “学人”“学界”“治学” 等概念出现。但如若细究 “学术” 概念之运用，则当首推人文社科领域（自然科学似较少运用，也可能是笔者才疏学浅，未能见过。），尤其以史学界运用最为频繁，故有梁任公《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问世，“学术” 一词虽与史学界密切相关，“学术” 几成 “历史学研究” 之代名词。关联即成，遂有 “治学” 之称呼。（“治学” 一意古代已有，且用意与今相类，但终究有所差别。盖古之 “治学” 为 “治经典”，今之 “治学” 为 “从事历史学研究”。）如何 “治学” 之问虽成学界之难题，其中之争议虽遗留至今。今人谈 “治学”，大抵是继清末史界革命之余韵，承中西文化之交汇。“中学” 与 “西理”，“传统” 与 “现代” 之争遂现，“断裂” 就此产生。今人治学常徘徊于两对矛盾之间，高明者尚能予以调和，拙劣者仅会强行附会，以至于 “鲁莽割裂”，终成无意义之劣品。问题显现，批评之声仄起，桑兵教授《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一书应运而生。书出，毁誉参半，叹服者有之，批评诋毁者有之。一书何以引发如此之争议？细看豆瓣评论，大抵直指作者文风（作者文风虽文白参半，却并未有晦涩难懂之言，细细品来，也不见有何沉闷之处。）与态度，批评其态度高傲，自身本无学术。桑教授书中批评学界诸人几乎不留情面，即使是晚清民国诸大师，如二陈、傅斯年、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也未见多少好评。其要求之高，评价之苛刻，当属罕见。此乃本书饱受读者诟病之缘由，但细究桑教授所列之事，无一不为真，处处难以回避。盖学术之发展本就多有不尽如人意处，如今人治学，问题可曾较清末民国更好，恐怕不见得。以严格之要求对学界，不尽为坏处。破除学界偶像崇拜，方能推动今日学术进步。今人治学好用理论，此为严耕望先生所批评，先生于《治史三书》中有详细点评。自身中学功底不足，外语与西学也未见高明，却强行以西学理论为解释方法，割裂史事以迁就己意。最终酿成一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之怪物。如今，此 “怪物” 比比皆是。四十年前学界反思 “以论代史” 之风气，一反马克思主义史学，却不想又跌入西方史学之陷坑，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桑教授于 “近代中国研究”“学术史研究”“人物研究”“教育史研究”“女性研究”“民族边疆史研究” 处多有细致批评。大抵言及慎用理论，切勿以己意代古人之事。批评固然深入骨髓，但建设之意见恐未必有多少，多无外乎是重视基本功、做史料长编、广泛越读、历史眼光之类的老生常谈。虽有苦心劝谏之意，恐未必有多少于详细处可实操之法。此乃桑教授多受批评之原因。“破坏多于建设”，此一语对桑教授可谓切中时弊。盖弊病之处人人皆见，相关批评之语学界比比皆是，桑教授不过是更加精准、辛辣而已。可批评之后呢？建设性之意见却只能回溯古人，“长编考异之法” 为司马温公所创，如今想来拯救学界之弊，却需向千年前古人取法。此固然可见古人学术之高明，于今日之学界仍是至理之言。却也可见今日学界方法之窘迫，实不算高明。桑教授曾举希伯和与杨联陞自认学术警察以推动学术进步一事，笔者觉其于此书中未尝无此类比。盖学术之进步需有中肯之学术批评，有时为救其弊不得不发偏颇之言，良苦用心不可不见！

今人研治晚近历史，常常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由此引发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难题，直接关系到研究的高下得失成败。其中至少有三点牵涉全局：其一，迫于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的专门之学日趋精细。可是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性逐渐丧失，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深入程度也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