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盛唐之子：唐玄宗的成败》。“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欧阳修本书以冷峻而深刻的笔触，剖析了李隆基这一矛盾体的帝王生涯。他早年凭借果决与权谋，在武则天的阴影下崛起，以雷霆手段铲除韦后、镇压太平公主，二十八岁登基后开创 “开元盛世”，将大唐推至国力巅峰。书中尤其强调其执政风格的剧变，从锐意革新的明君蜕变为沉迷享乐的庸主。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佞臣，放任安禄山坐大，最终引爆安史之乱，七十二岁的玄宗在逃亡中处死杨贵妃、弃守长安，昔日的盛唐气象轰然崩塌。这种前后反差，让人不禁联想到黄永年，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提出的 “权力腐蚀定律”：集权巅峰往往伴随统治者的盲目自信与制度失衡。若将玄宗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其悲剧性尤为凸显。正如，再造大唐：郭子仪评传所揭示的，安史之乱后的中兴名臣们不得不以毕生心血修补玄宗晚年留下的帝国裂痕。而日本学者村山吉广在杨贵妃：大唐帝国的荣华与衰亡中，将贵妃之死视为盛唐终结的象征性事件，与本书对玄宗情感与权谋交织的描写形成呼应 —— 帝王个人的软弱，竟成为撬动王朝命运的支点。这种 “一人兴邦，一人丧邦” 的悖论，恰是历史对玄宗最辛辣的判词：他既是盛唐最耀眼的缔造者，也是亲手将其推入深渊的掘墓人。

开元天宝时期历来被称为中国古代的黄金盛世，而安史之乱又赋予它一个非同寻常的结尾，成为唐代由盛转衰的拐点。对于始终处于这个时代风口浪尖上弄潮的唐玄宗李隆基，历来虽然褒贬不一，但对他在造成安史之乱上所负的历史责任史家却没有多大分歧。《旧唐书・玄宗纪》“史臣曰” 归之于 “用人之失”，范祖禹在《唐鉴》中则归之于 “置相非其人”。而欧阳修在《新唐书・玄宗纪》赞中则认定是 “败以女子”，似乎是重谈了 “女祸” 的老调。

李隆基本是出生贵胄之家，奈何他的奶奶武则天嗜权力为一切，李隆基注定要和政治搞在一起。诛韦后，赐死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是前奏，他要的是大唐的辉煌，他确实做到了，在开元年间，李白是唐玄宗的小跟班，杜甫为他唱出盛世的音符，李隆基是中国戏曲的祖师爷，他也是一个舞蹈家，霓裳羽衣曲是盛唐的绚丽，他是武惠妃和杨玉环的情郎。可惜，晚年的他只有寂寞，一个好热闹的人和他说的人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