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清代学者戴震为核心，展开对 18 世纪中国政治与知识变迁的全景式论述。作者胡明辉以儒学士人与耶稣会士的竞争为主线，勾勒出前现代中国一场潜在的知识革命。康熙朝曾有系统地引进耶稣会士所传的欧洲数理天文学，在宫廷中形成崇尚科学的学派。该学派虽在康熙末年的政治斗争及雍正朝受到打压，却在乾隆初期重新崛起。在此关键时期，戴震以其天文历算研究与经学方法，提出在儒学体系内开展科学研究的可能路径。戴震的工作，既消解了耶稣会士带来的文化挑战，也促使西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本土化”。胡明辉将这种对儒家经典与科学知识的整合，视为 “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书中核心论点为：中国的现代性并非单纯源于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而有其内在的思想渊源。这一观点在戴震的思想与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 他通过理性主义重构儒家经典，并吸纳耶稣会士传入的数理天文学，实现了儒学与科学的创造性融合。作者还重新审视了戴震的思想历程：从青年时期对天文数学产生兴趣，到结识钱大昕、进入纪昀的学术圈，再因拜访惠栋而自成一家，最终通过参与《四库全书》编纂功成名就。这一过程展现了戴震如何逐步构建贯通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 “通儒” 体系。

每日一书：《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戴震的新古典世界》。在乾隆朝约 1763 年到 1765 年，戴震发展出了一套普遍的自然哲学系统。这个自然哲学系统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不但被清朝官方接受，也被很多的士大夫接受，主要是被戴震之后的阮元学圈里面大部分人接受，而后来从这套自然哲学系统衍生出来对西学的态度被编入了《畴人传》，这就是戴震的自然哲学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首先介绍一下早期现代科学。早期现代科学在西方有一套非常成熟的、非常稳定的叙述模式。哥白尼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他死之前不敢出版，他死了之后这本书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就被罗马教会列为禁书（Prohibition Index），在西方被天主教会叫停、列为禁书的书是不能看的。书中的内容都是一些 “离经叛道” 之事，阅读禁书的人都被看作非常诡异的人。科学史研究者现在把下面两个 “离经叛道” 之人当作英雄，都彻底研究过：一个是哥白尼，一个是牛顿。除了这两位人物，还有一群人，他们自称为哥白尼学派，也就是说他们是哥白尼的信徒，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面完成了所谓的科学革命。这个科学革命带出了 18 世纪法国的宫廷科学，18 世纪算是一个牛顿的世纪，意思就是一个牛顿的科学主导的世纪。但大家常常忘了的一点就是，这种牛顿的世纪只发生在新教的欧洲，欧洲有另外一半还是控制在罗马教廷的手里，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有激烈的对抗。是谁到了中国来？不是新教的人。恰恰相反，来到清代中国的耶稣会士，在欧洲是反对科学革命、反对宗教改革最激烈的一帮人。耶稣会是为了反对新教而崛起的团体。罗马教廷下面有许多修会，耶稣会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每个人在进入耶稣会之前都要宣誓效忠教皇，所以耶稣会士是一群具有坚定信仰、效忠教皇的人。他们这些人非常痛恨新教徒。这些耶稣会士到了中国之后，因为他们不是新教徒，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比较保守的科学。很多搞科学史与中外文化交流的人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个那个资源，从很基本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说，因为在 17、18 世纪到中国来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搞科学革命的，所以他们带来的科学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革命性。首先抵达北京的耶稣会士，大家都知道是利玛窦。但是在 17 世纪中期出现了明朝倾覆、清朝入关这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耶稣会士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在明末时候这帮耶稣会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直接跟皇帝或宫廷说话，他们必须通过一些有名的教徒传话，其中最有名的是徐光启。但是在清朝入关的时候，有一名耶稣会士叫汤若望。清朝入关时汤若望就在北京城里，他守着一个教堂，于是上书给当时的顺治帝（其实当时是多尔衮在掌权）说：我就在这个教堂，在这边搞了一辈子，我也回不了欧洲了，我要奉献我的整个生命给中国的传教工作，我要把我所有的图书（包括欧洲语言原文本及翻译本）都献给你。这时候清朝皇帝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特殊的事情，他直接接受了汤若望，而且把他任用在朝廷里面，这种事明朝皇帝不可能做的。所以清朝入关伊始，耶稣会士马上就向新政权示好，取得了权力，也取得了这样一个重要地位。清朝入关之后，延续了明朝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二分的局势。政权一直掌握在北京手里，可是对文化的主导权力一直在江南士人的手里。当然了，很多人是来回地跑，所以也不是绝对二分。这种两极化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事实上，清朝是一个非汉人建立的政权，所以这种政治、文化二分的局面更加明显。清朝入关伊始，汤若望就把明末近 50 年所有的翻译成果，最主要的是《崇祯历书》，送到了清朝皇帝的手里，由清朝皇帝来使用。但这个过程不见得那么顺遂。因为清朝皇帝入京，宫廷里的大部分规制开始基本上是沿袭明朝的。明朝钦天监里有一个回回历科，那些一直在处理和计算宫廷历书的人都是回回，所以汤若望一进去马上就跟这帮人起了激烈冲突。在这个激烈冲突之后的紧张关系中，出现了一个人叫杨光先，他是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他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就经常上书给明朝皇帝骂这个人骂那个人，是一个所谓的讼棍。他受过专门的训练，是专门写状子的那种人。他想写状子告耶稣会士的那一段时间，刚好是顺治帝去世，康熙即位还不能掌权，由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掌理国政的这段时间。在此期间，杨光先的状子由礼部受理，出现了康熙历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