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在早期近代中国，人们能够通过实施新的复杂实践来促进森林种植，应对森林砍伐的威胁。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结果也并不完美，但是几百年中建立起来的造林体系限制了环境和经济灾难。过去二十年，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国际化，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这样涌现出如此丰富的学术成果的地方。中国作为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档案记录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中文水平，就可以发掘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深层历史，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方都难以复制的。另一方面，矛盾的是，当代历史中急剧加速的环境变化，巩固了中国在新兴人类世 (Anthropocene) 叙事中的中心地位。今天即使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很快意识到，就像我 2019 年夏天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一样，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得惊人，又崭新得惊人的地方。关于中国近期的急剧转变，包括其深刻的环境转变，任何令人满意的历史叙述必须建立在理解其深厚历史的基础之上。在为中国深厚的历史建立主流环境叙事方面，没有哪位历史学家比伊懋可做得更多，他的权威著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将野生大象数量的减少作为一项指标，证明中国环境史的决定性趋势：“长期的毁林和原始植被的消失”。公元前 5000 年，亚洲象几乎分布在中国所有的森林，但是森林植被的消失迫使它们退却到今天西南部的几个避难地，紧邻缅甸和老挝的边境地带。伊懋可把这个过程叫作 “大毁林”(Great Deforestation)。他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毁林现象，一次是在一千年前、被他称作 “中世纪经济革命” 的时期，另一次则是始于 17 世纪并在整个 19 世纪加速。他还认为 “大毁林”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是相对持续的。就像亚洲象的退却，它们依赖森林植被生存，“大毁林” 也有一个南向的趋势。现在伊恩・米勒 (Ian M. Miller) 出场了。他创作了一部历史探究的杰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早期近代环境史的理解。在《杉木与帝国》一书中，米勒创新地使用当地和民间的新材料，分析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揭示了中国南方的森林历史，修正了伊懋可关于前现代中国持续毁林的叙事。通过这项工作，他认为在公元 1000 年到 1600 年之间，即伊懋可所说的 “中世纪经济革命” 所导致的森林危机期间，以及从 17 世纪开始的另一场全面爆发的森林危机期间，在中国南方地区主导的趋势其实是造林 (afforestation)。米勒揭示，这一时期更应称之为 “大造林”(Great Reforestation)，而非伊懋可所言的 “大毁林”。这一修正是颠覆性的，支撑这一修正的细节引人入胜，但在深入研读之前，重要的是弄清楚米勒没有争论什么。他并没有去质疑中国环境史上的长期趋势，即被伊懋可所称的 “原始植被” 的消失，与之相伴随的汉族扩散。中国大象的退却是过去千年里这种真实而深刻的环境变化的结果，中国失去了众多的原始森林及赖其生存的生物。从生态学角度看，由 “大造林” 形成的人工林生物群落，与消失的原始森林相比，显得苍白无力。然而，米勒真正想做的是让我们摆脱这种观念：上述长期趋势意味着森林覆盖面积的巨大减少，这些变化趋势源自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环境治理的失败。他的主要观点是公元 1000 年至 1600 年之间，中国南方地区通过种植杉木和其他经济林木，实现了重新造林。不仅如此，米勒还认为这几个世纪里中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森林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传播到世界，堪称现代林业制度的先驱。《杉木与帝国》不仅颠覆了我们把中国历史看作森林锐减的故事的认知，它还表明，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管理具有惊人的创新史。对米勒来说，这个故事始于南宋初年（1127—1179）税收政策上一个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变化：原本只对农业土地征税的政府，开始对山林土地征税。为此，政府调查并绘制了这些山林的地图，要求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登记，但政府并没有对中国南方所有的林地征税。相反，米勒认为，南宋政府只对土地所有者植树的区域征税。这些记录成为米勒论证重建新森林群落的关键证据。换句话说，这一税收政策的转变并非意味着国家介入并规范森林公地，相反这是国家意识到大面积植树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土地使用方式的有效性并且应该进行征税。此外，米勒认为，对于那些致力于振兴中国南方森林的人来说，适度的税收是国家以很小的代价将人工林合法化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这一转变的结果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林业制度的发展 —— 在一个没有护林员或者中央林业机构的林业帝国 —— 这一发展产生了一场迅速席卷中国南方的 “造林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森林生物群落，也创造了一个坐落在农业低地和仍然不受管制的高地之间独特的圈地和环境管理区域。于是 “大造林” 开始了。米勒也发现了关于这场革命的各种各样的连续性证据。他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一个变化，国家通过使用差役，从采伐公有林转变为对木材工人强制性征收银税，而这些工人必须在私人木材市场挣取工钱来交税。他认为，这是从天然林过渡到人工林的清晰证据，这一变化意味着公有林对木材市场和其他资源采集的开放程度要低得多。徽州是这场变革的中心，米勒利用徽州的林契和租佃合同，揭示了人工林地及其成长周期长的树木作为私有财产，在这几个世纪里是如何以复杂的方式发展的。他论证了国家如何通过对一部分流通到市场的私人木材供给征税，实现间接管理人工林，以此代替国家主导的木材行业。他通过分析几次雄心勃勃的造船运动，包括 15 世纪早期郑和著名的下西洋船队，展示了大量的木材需求如何依靠人工林木材市场交易及其产生的关税收入，而不是通过集中的林业管理得以满足。值得注意的是，米勒发现这些造船活动并没有对中国南方的木材供应产生实质性的压力。这个新的森林群落唯一难以胜任的就是明朝时期帝国首都北京的建设，它需要巨大的原始木材，而这些原始木材只有在长江峡谷的深处才能找到。通过检索各种各样的税务、契约和木材市场记录，米勒熟练地勾勒出一个非凡的林业体系框架。在数个世纪里，这一体系曾是高效而且相对稳定的。中国连续的几个朝代都通过税收机制、财产法律、市场规则等实现了远程地、大规模地管理。更准确地说，因为没有中央林业管理机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档案材料，这种造林革命一直隐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米勒的突出贡献在于重新发现这一革命。这一体系及其造就的约 2000 万英亩人工林地，在 17、18、19 世纪解体和消失，而此时欧洲国家、日本、美国正在发展现代的、国家的林业管理机构。中国 19 世纪的森林危机是可怕的，没有林业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种保护失败。基于这一事实，人们很容易认为森林滥伐和薄弱的森林管理是中国人生活的永恒特征。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场缺乏国家有效干预而持续千年的危机。相反，正如米勒令人信服地展示的那样，这是一个近期的创新造林体系的失败，是间接的和受市场驱动的，而这是中国环境史学者大多忽略的。这个林业体系当然有其社会和生态代价，中国南方在公元 1100 年后人工林布满山岭，取代了天然林，导致依赖这些公共资源生存的原住民流离失所。但是这些人工林发端于应对 “宋代木材危机” 而进行的税收改革，成功地满足了宋、元、明时期大量的木材需求。这是一项重大成就。不仅如此，米勒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人为的森林群落，由当地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雇工种植和维护，对一个前工业时代国家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观改变。通过重新发现中国南方的 “大造林”，以及使其得以实现的管理政策和实践，米勒改变了我们对早期近代中国环境史的理解。

在中国，这个领域正因为新发现的材料与新视角而快速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丰富的森林契约文书，以及对徽州林业数十年的研究。当我着笔时，清水江文书仍然较为新颖，张应强的《木材之流动》刚刚出版，现在（此类研究）已经发展起来。在浙江和福建，又有数以万计的森林契约文书被发现，杜正贞、郑振满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清代和 20 世纪初整个东南地区地方森林社会的活力。虽然这些文档似乎更多地展示了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历史，而不是环境本身的变化，但这项研究有望进一步改变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