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潮起》。“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技术扩散既包含相对容易传播的显性知识的传输，如图纸、代码、设备的转移，也包含对经验、技能、诀窍等隐性知识的掌握 —— 这个过程需要技术输出方主动地传授，更需要接收方对大量经验知识的主动学习和积累，因此隐性知识扩散起来更加困难。19 世纪，美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后发国家，一方面被英国指责窃取技术并遭到技术出口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则早已开始对动力织布机进行改进，以适应美国更加昂贵的劳动力成本。美国与日本的例子都清楚地展现了，在看起来是技术扩散和后发国家对先进技术模仿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主创新者不断地学习、摸索和尝试。如果今天的发达国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只能是因为他们想要踢开后发国家发展的阶梯。在 90 年代，中国自主创新企业则是抓住了西方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后，巨型企业衰落、走向 “去一体化”，大量专业技术型企业开始到未经充分开发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市场的机会，通过动员国内和国外多种资源发展了起来。竞争不再主要基于成本和价格，也与产品性能、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应用有关。创新者所挑战的不仅是 “市场换技术” 企业的市场份额，也是后者作为一种经营模式的生存根基。通过市场竞争，创新型企业迫使其他本土企业重新思考其战略方向，部分国有企业开始改造组织并重视技术开发活动 —— 当然，政策范式的转变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创新型企业的挑战，跨国公司甚至也不得不在中国推出更多新产品，以避免在中国市场被边缘化。在大规模工程师队伍的支持下，自主创新企业普遍实施了 “工程师密集型研发战略”，即将数量较多的工程师安排到相关的研发项目中。在资金和技术能力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自主创新企业这样做能够充分发挥中国人才的数量优势。华为最有名的是 “压强原理”，即坚持在每个热点领域建立起比主要竞争对手更显著的研发人员优势。同样，为了开发 LTE 技术，中兴通讯在 2006 年投入了超过 2000 名工程师。而比亚迪仅在 2007 年 E6 电动汽车所用的电池系统的开发工作中，就投入了 500 名工程师。自主创新的精神深刻地蕴含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共同意识之中。事实上，不论是通过 “市场换技术” 来谋求工业发展突破困境，还是自主创新，都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整体形成的追求自立自强、主动解决危机和问题的精神。自主创新是在中国以 “市场换技术” 模式融入全球化导致本土工程技术开发力量遭受严重挤压之后的 “反向运动”。正如奇瑞公司在芜湖市的门牌号码 “长春路 8 号” 所暗示的那样，自主创新实质上是这个民族在遭遇阻碍甚至挫折之后，不屈不挠、不言放弃、换个地方、换种模式重新再来的故事。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 “市场换技术” 所遭遇的困境激活了自主创新的精神。至于为何新中国的发展历程能够塑造出这样的社会精神，使得中国社会在每一次遭遇重大危机时都有奋斗者和改革者挺身而出，甘愿做在迷雾中撞得头破血流的探路者，就是一个更大也更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了。也许是 10 年或者 25 年，我们有理由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对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业创新的前景保持乐观。因此，如果我们有能力与更年轻的学生和读者对话，与他们辩论甚至被他们辩倒，都是有价值的。这正如今年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与经济发展” 的第一周课程下课后，一位同学问我，中国经济能否走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剧变下的困境。我回应说，这很可能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位同学略带惊讶和迷茫地说：“我们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正如在漫长的困境中，始终都有一个声音穿越百年，给我们无数人以勇气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我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这本书认为：中外合资企业是一个失败，因为它没有达到初衷。它的初衷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然后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最后能成为出口创汇的力量。但是实际上因为外资更多的把中资当作制造厂商，卡住了研发，并通过零部件的高额费用，造成部件和整体成本倒挂，抹杀了创汇功能。而与此同时，民企反而因为不参与中外合资，所以能够和国外客户做研发对接，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和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了偶然的机会中的成功。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原因很简单：民企的技术人才、先进组织管理理念、技术平台、知识资产、以及初期客户群体，从何而来？都是因为中外合资模式而生发出来的。随着中外合资企业的人才和理念外流到民营企业，才造就了民企的繁荣昌盛。所以，中外合资企业的政策，根本就不是这本书里说到的是一个 “失败的政策”。正相反，它在统筹意义上，就是达成了初衷。我对这本书作者的能力和调研水平表达巨大的质疑。

再现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工业追赶和自主创新的历程中披荆斩棘、在曲折中前进、在逆境中奋起的历史，解开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之谜，秦朔、周路明、李寅、眭纪刚真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