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 4 月，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两名年轻科学家 ——23 岁的詹姆斯・沃森与 37 岁的弗朗西斯・克里克 —— 在《自然》期刊发表了一页短文，宣布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篇不足千字的论文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也为他们赢得 1962 年诺贝尔奖。然而荣耀的背面藏着一场持续半世纪的争议：英国晶体学家罗莎琳德・弗兰克林的关键贡献为何被长期湮没？在霍华德・马克尔《生命的秘密》中，这段科学史公案终于迎来一场迟到的解剖。作者还深入地剖析弗兰克林被边缘化的系统性根源。在等级森严的剑桥与国王学院，女性研究者被默认置于从属地位：弗兰克林虽独立领导 DNA 研究组，却被威尔金斯视为 “自己的助手”；当她因性别被禁止进入学院高级休息室时，同僚们选择沉默；甚至她的学术风格 —— 理性、严谨、拒绝社交闲聊 —— 也被污名为 “难以相处”。书中对比了两位男性主角的处境：沃森与克里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自由讨论、碰撞灵感时，弗兰克林却在国王学院独自应对实验设备的故障与同事的冷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克里克晚年坦言 “弗兰克林本可独立解决 DNA 结构” 时，她的生命早已终结于 1958 年的卵巢癌，年仅 37 岁 —— 这种癌症极可能源于长期暴露在 X 射线辐射中。所以西方真的文明吗？公平吗？I don't think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