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前传，真正读懂明末三方势力斗争的来龙去脉。舆论失势、战略失误、用人失策！看懂李自成为何而败！ 如小说般精彩昂扬，身临其境感受明末乱局，读之令人欲罢不能！翻开本书，看懂李自成为什么败，败得还那么快！

历史从来不怕不清楚，因为总有办法弥补，史料的残缺。怕的是凭空捏造，贴标签，模糊叙述。而明末农民战争就是这样一场，有诸多历史事实被凭空捏造，贴标签，模糊叙述。顾诚先生此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农民起义，从历史事实到历史意义，成为一次全新的认知升级。从群雄并起到李自成、张献忠成立政权，明末农民战争走过一段异常艰难的发展之路。其根源绝不是气候问题，就是明朝的统治集体的应对失策。皇帝不担责，群臣不负责，没有人愿意为国家负责，以一次比一次苛刻的征税，官逼民反，让饥荒中的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从此整个决策陷入起义越来越多，征税越来越多，以至农民被迫起义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局面。官僚阶层互相推诿，更加严重的贪腐。个个家财万贯，但无人愿意为国家纳捐助力。哪怕亲王勋贵，宁愿城破不愿舍财。这样的统治阶级是真的腐败到底了，还不亡才是没有道理。起义的农民军也绝不是只知道抢地主杀百姓。他们从初期流寇式的军队，在战争中成长为正规军。从各自为战到逐步整合，建立政权实施治理。绝非所谓流寇。就是推翻朱明王朝反动统治的进步力量，哪怕其未成功，依然不是说农民起义就没有意义，只是破坏不会建设。恰恰是李自成张献忠建立政权进行治理后，明代才结束大面积饥荒，可见没了苛刻的税负，自然经济是可以自我恢复的，绝不至于走到起义革命的地步。这就更证明朱明王朝到后期就是反动的，落后的统治。起义的农民军就是比他们对生产力发展更有力。而后为了贬低农民军极其政权的意义，满清刻意的为农民军打上了残杀百姓，蔑视文化，不知治理的标签，凭空捏造了诸多故事，对许多历史事实才有模糊叙述，让后人误解。顾诚先生对农民起义的正本清源，才是历史学家该为之事，当发之声！

读这本书的起因是明清之变又在舆论场上被借题发挥成一个热点。古话说 “读史鉴今”，但大部分情况，读历史的结果都只是以历史影射当代问题而已。从这个角度看，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反而比当代许多明史研究更给人启发：因为当代人往往难以察觉到自己所处时空的偏见，不知道自己已经将影射投入了本应客观的历史研究；而顾诚的《明农史》成书于特殊年代，今日读起来已经算不上 “影射” 而是活生生的 “修正历史” 了，但反过来读这本书，倒能更清楚地读出一些连政治语言都不能自圆其说的史实。本书开头将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归结于晚明政治腐败和土地兼并，这并无错误。但特殊时代的革命史观划分阶级的标准过于粗暴：并不能够说皇帝和大臣、乡绅发生争吵就是 “地主阶级” 的内部矛盾；而农民军内部不同路线的内乱就是 “农民阶级” 的内部矛盾。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借用黄仁宇对于明朝的技术性分析：明末政治制度的崩坏是因为某种 “政治化叙事” 拖慢了制度改革，而数字化管理的缺乏又导致政治制度造成的问题不断累积，时至晚明：明朝的税政和土地已经被地方乡绅地主和官僚集团把控，皇帝想要获得资源去制衡皇宫外的势力，一来只能加速和乡绅官僚榨取民间财富；二是试图颁布破坏性的改革政令重拾中央威望，最终层层摊派的赋税和土地兼并导致基层生产完全被破坏，基础建设（水利工程）无法得到更新，依赖于财政的军队和驿递系统崩坏导致流民泛滥。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其中最强大最成功的势力的领导者 —— 李自成、张献忠和他们的核心团队，并不是单纯的农民，而是有一定知识水平的 “前体制内官员”。读客版《明农史》将一个问题放在封面：为什么农民起义军对付明朝军队势如破竹；对抗清军和吴三桂就一败涂地？以我粗浅的理解：明末的三方会战并不是 “群雄逐鹿” 的强敌会战；而是 “轮椅大赛” 的不充分博弈。顾诚虽然竭力将农民军种种战略失误解释成 “思想觉悟不高”，但可以确认的是各方农民军在起义途中多次发生内乱、互相吞并和几乎致命的战败；但因为明军兵源缺乏、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和地方乡绅地主的消极不配合，一次次错过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良好时机，反而被平推至首都。李自成势力最为人称颂的口号就是 “闯王来了不纳粮”，但撇除这一口号的道德性，技术性的事实可能是明末基层社会已经没有资源可以掠夺，而农民起义军的性质和能力也导致他们不可能将资源汲取能力深入民间，因此李自成闯军真正的治理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其军队后勤的开销所依赖的是对于乡绅地主的清算劫掠，这一策略却为他们最终的失败埋下伏笔。李自成的军队最终攻入京城，成立了大顺政权。但是这一政权却是短命的：一方面是大顺从 “打江山” 变成了 “坐江山”，却没有改变战争阶段的习气：劫掠大户的战略让新政权得罪了顶层的官僚集团和底层的地主团体，大幅增加了新政权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是大顺尝试招降吴三桂，却因为种种机缘巧合导致吴三桂叛变引清军入关，而李自成的顺军却因为分兵向南扩大控制区和战术上轻视敌人招致大败。吴三桂的叛变原本只是在囚徒困境下的投机博弈，清军本也没有入主中原的宏图，却因为大顺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溃败，导致清军的野心膨胀，反过来利用为 “朱明” 复仇、维系旧秩序的空头支票彻底摧毁了新政权，势如破竹侵入中原。大西王张献忠不愿意成为李自成的附庸，因而割据蜀地。本书论证张献忠所谓 “七杀碑” 之滥杀大概率是明清士人的抹黑和夸张，这点我也赞成。但是张献忠在蜀地的统治强烈依赖暴力机器却也是事实（细想，“仁德” 如刘玄德、“智绝” 如诸葛亮也都走的这条道路）。结合黄仁宇的政治技术观和书中的史料，张献忠的失败可归因两点：一是张献忠缺乏绕过地主集团直接动员农民的技术手段，这导致他一旦要对地主乡绅动手，就会误伤和牵连农民，破坏生产且扩大自己的敌对势力；二来是张献忠所处的时代背景导致他缺乏政治的想象力，根据蜀中传教士的记录，张献忠其实是一个理性而有头脑的人，但他能想到的唯一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就是自己做皇帝，而一旦在政治操作中受挫，他的性格又将对于富人的仇恨扩大到对于人类根性的失望层面。纵然张献忠没有莫名战死，他的政权也很难展现出进一步的进取心。必须承认，历史的发展不是纯然由数字驱动的编程软件，明末之变其实有种种可能性。试想：假如明军快速平定了农民起义，是否反而会引发各地的割据自保？假如大顺全力北上不理南方，是否可能会导致 “南北朝” 的分裂持续到当代？又或者吴三桂是否可能佣兵自守，做一个清朝的 “儿皇帝”？近代的屈辱史往往让当代人对于历史有一种不现实的幻想，其实明清之变放之大历史，不过是正常的朝代更迭而已。对其中任一方投射错位的情感或者期待，无论对个人的心智还是集体的共识，都称不上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