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传统中国的婚姻制度，更要珍惜今天的自由选择。在传统中国，养育女孩被认为是一种不明智的社会投资，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成人之后都会外嫁。生活拮据的家庭可能会卖女为奴、为娼，但是婴儿价格很低。许多人都相信，与其让孩子过贫困或耻辱的生活，不如杀了他。因此，就有了一些表示杀婴的委婉说法，如 “把孩子嫁出去了” 和 “把孩子的灵魂移到别人身上了”。此外，根据儒家孝道的要求，如果要在赡养父母和供养子女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杀死女婴在道德上就是正当合理的。中国有个著名的民间故事，明确地宽容并褒奖了一个为了孝敬父母而牺牲孩子的男子。纳妾和溺婴的做法，加上寡妇再嫁不符合儒家规矩的巨大社会压力，造成了大量剩男，入赘婚也很难真正缓解这种情况。清代 10% 至 20% 的男性可能从未结过婚。在传统中国，休妻有七种理由（称为 “七出”）：（1）无子，（2）淫佚，（3）妒忌，（4）盗窃，（5）不事舅姑，（6）恶疾，（7）口舌。在原则上，妻子不能休弃丈夫，但这并不是清代离婚相对较少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三种情况下，丈夫不得休妻（淫佚除外）：（1）妻子曾和丈夫一起为去世的公婆服丧；（2）妻子无娘家可回；（3）富裕发达时不可休 “糟糠之妻”。这些情况通常会单独存在或并存。此外，由于男性相对于女性的常年过剩，要想再娶一位处女新娘变得相当困难，尤其是前面离婚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的话。此外，妻子的亲生父母和从前的亲戚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她的利益，因为婚姻是一种家族事务。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很多女性都觉得婚姻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她们要么逃跑，要么自杀。另外还有一些人自发地选择了不婚。社会对寡妇再嫁也有很多相抗衡的压力。尽管正统观念强调妇女要为亡夫 “守贞”，但是许多家庭不愿意供养回到娘家的女儿。实际上，有些人会无情地把年轻丧偶的女儿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贫困家庭中，经济状况加上高死亡率，常常使再嫁变得必要。大量人口数据表明，许多不到 30 岁的孀妇实际上都再婚了。尽管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 “意识形态” 上都追求和谐，尽管中国大多数臣民都极为厌恶诉讼，但是清代的法律案件显示了中国家庭内部大量冲突的存在。闹上衙门的争吵通常涉及父母与儿媳、孀居或再婚的母亲与她们的儿子。不当性行为、妒忌、养子养女问题以及财产纠纷，是家庭不睦的主要根源。人们通常会将冲突归咎于女性，但是欧中坦指出：“过错并不在于女性本身，而在于中国社会赋予她们的角色。” 中国家庭的等级制度及其矛盾的角色和责任，“塑造了它内在的不和谐”。

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儒道交相共存至少对于精英来说，儒家强调社会责任的阳面与道家重视遁入自然的阴面是平衡的。对几乎所有清代学者而言，儒家思想即便不是一种生活信仰，也至少是一种生活方式；道家思想则不同 —— 至少从其哲学形态上看（见后文）—— 本质上，它是一种心态。它为拘于社会责任而感到厌世的儒学者们提供了情感和思想上的 “排气阀。儒家强调 “他”，道家往往强调 “我”。儒家追求智慧，道家甘于无知。儒家尊重礼仪和自制，道家肯定自发行为，跳脱人为制约。儒家看重等级，道家强调平等。儒家重 “文”，道家贵 “质”。儒家眼中的天地美德，在道家看来仅仅是任意的标签。道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自然” 哲学。

《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是美国汉学家司马富教授的力作，以近三百年清朝历史为研究对象，打破了 "完全汉化" 与 "保留满洲特征" 的二元对立观点，提出了 "动态融合" 的创新视角。作者将清朝置于全球视野中考察，通过丰富的多语种文献，展现了清朝文化的复杂面貌。在政治制度上，清朝既保留了八旗制度等满洲特色，又全面继承明朝的科举制、内阁制，并发展出军机处等新制度。在社会结构上，旗民分治与满汉通婚并行，形成了 "满汉共治" 的弹性结构。文化层面更是多元并存：官方推崇程朱理学，民间则戏曲、小说、宗教信仰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