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费孝通的思想本身而言，它实际上真正标定了一个时代的存在，并无形之中映射出来那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他用一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以及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进一步充实了他对于个人、社会与文化思想的理解。甚至还可以说，他一生的书写，真正完整地体现出了中国文人传统之中独有的文以载道的 “公器” 观念，从日复一日的文字书写之中，他的思想和个人知识的发现，也必然因此而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而费孝通文字的魅力，恰在于最为真切直接地去关注现实中国本身的实际存在样貌。他从来没有以学问的深奥来将自己隔离于大众群体的生活现实之外。他从始至终都在强调一种平民路线，强调基层精英与大众生活之间的无距离的沟通联系，因此才会有他的 “从实求知” 以及 “志在富民” 观念的提出。在这里，很显然的一点是，尽管他早年曾经深度地参与历史学家吴晗有关中国绅权问题的讨论，并一起编写了《皇权与绅权》一书，由此真正注意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上下结构间作为中间层的士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但他的绅权观念是基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观察，是将士绅角色及其权力运作还原到乡土社会结构的功能之中。因此，他的观察视角是源自乡土又回归于乡土的。而且，费孝通对于 “土” 的理解是极为独特的，也是后来人如果不去专门做一种深度阅读便无法真正体会得到的。这种理解是与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英国人类学的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也即真正把 “土” 或 “土地” 以及依赖于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看成一种基本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根本就是土地和基层社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中间，土地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媒介和根基而存在着的，也就是在乡土观念中的个人、土地以及社会这三者，它们必然是相互绑定并勾连在一起的，彼此间是无法分离，也不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显然，从作为其第一本专著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到后来名冠天下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这个阶段，可谓是费孝通思想成长的关键期。这同时也可以看成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觉醒，是西学遭遇到中国现实社会的一次真正自觉、自求和自知的本土性转化。很显然，这样的一次觉醒，对费孝通自己的学术历程，乃至学术思想的形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因此回归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笔记性随笔的书写之中，即不再在西方严格学科规范下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约束的一种自由体的写作。并且，还基本上塑造了其在这之后的可以随时随地秉笔直书发表议论的、中国文人传统中他最擅长和流行的、能够作为公开意见发表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文化担当的一种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