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缘环境中形成的边缘团体，不但能够保存某些不合规范的东西，而且还能将其发展成一个新规范。就这样，在中原人进化成汉族的过程中，也推动了草原生活方式的形成，就如同促成了汉族生活方式一样。因此，草原生活可以说是一种次秩序，虽然它不是附属性的秩序，而是一种间接起源并作独立发展，而占有基本地位的秩序。起源是如此，将来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是今日远东主要的历史活动地点，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已经影响到亚洲内陆边疆的外面。为抵抗日本侵略而产生的中国生活的改变，比日本入侵本身还要重要。中国内部这种变革的浪潮，已经波及亚洲内陆边疆的外面。这并不是说亚洲内陆要出现一个新的规范来接近或附属于中国的新规范。这个新规范可以整合中国与它的亚洲内陆，但因为各民族的历史差异，变革并不一定相同。又因为工业化及其他新因素无法平均分配，变革的程度也不一样。研究历史上亚洲内陆边疆及各种不同社会对各种环境的影响，使我们获得了解每一个新阶级的形成的可能，并使我们能够积极参与促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发展，而不只是消极地等待它们。

出人意料地毫不枯燥乏味，一种宏观粗线条的历史把握，有别于细节考辨的知识，或人物与事件的交织演义，论证是清晰条理的，逻辑是简单易懂的，读起来像飞轮旋转般畅快。

本书从中国的地理环境为出发点，基于草原与中原的互动关系，给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解释。中华文明最初发源于黄土高原，并不是因为该地土地最肥沃，而是因为该地的土地松软易于原始木质或骨质工具耕作，从而孕育出最初的农耕文明，进而发展出大规模协作和灌溉系统。随着技术和协作人群的增加，农耕文明向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发展。而农耕文明往北发展时，最终越过了 400 毫米等降雨线，降雨的减少，以及北部中国地区大河的缺少，使得农耕无法维持，从而出现混合经济（比如晋北地区），进而分化出适合北部草原生存的游牧文明。在中国西部，大山脚下的绿洲相互之间分离，但在绿洲之内是和中原一样的精耕农业。中原的人进入草原定居就会胡化变成匈奴，而匈奴人进入中原也会汉化变成汉人。工业文明之前，文明的形式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从整个亚洲来看，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不是文明的边界，而恰恰是文明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