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旧传统，始终被两种幽灵缠绕：启蒙运动的 “理性进步史观” 将科学简化为真理的线性累积，萨顿式的实证主义则为这条神化路径填充细节；而柯瓦雷的思想史纲领虽反叛前者，却陷入另一极端 —— 将科学革命视为纯粹观念的自我推演，显微镜下的细胞、炼金术士的坩埚、天文台的望远镜，皆沦为天才头脑的苍白注脚。本书直指其症结：这种割裂源于西方形而上学根深蒂固的 “形式 / 物质” 二分法。物质被预设为等待 “形式” 拯救的被动实体，而科学史家的任务便是剥离 “物质杂质”，提炼 “纯粹理性”。兩位作者做的，就是让物质 “夺回话语权”。她们以库恩为起点，却颠覆其理论：当库恩将科学革命归因于 “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变更”，物质仅是背景板；而本书则证明，物质本身即是颠覆信念的 “行动者”。例如第五讲分析放射性同位素在 20 世纪医学中的角色：钚 - 239 不仅是曼哈顿计划的工具，其半衰期特性直接重塑了癌症治疗标准与生物伦理框架；第七讲剖析元代地方志中的灾异记录，揭示纸张材质、书写格式与档案仓储系统如何过滤甚至篡改 “客观数据”，使灾害记忆成为统治合法性的物质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