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工作伦理赋予了工作意义，消费美学消弭了工作伦理，局外的消费者也曾是局内的制造者，这一切都太快了，快到我们浑然不知。如果需要社会必能腾挪出恐怖的创造力，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必需要了。可能不适合作为大众读物，千疮百孔的信念还能经得起多少风雨蹉跎？

每日一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正如帕特里克・库里（Patrick Curry）所言，“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 “贫穷” 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如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 “部分”—— 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 “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在 “大量减少” 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 “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 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 “内在满足” 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 “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希布鲁克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我要补充的是，“因经济增长而加剧”，具有双重意义。“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 “福利”—— 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概念把公共福利理念 —— 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 —— 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 “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事实上，过去的 6 年里，就制造业劳动力而言，英国缩减了 17.9%，德国缩减了 17.6%，法国则缩减了 13.4%。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始 “突飞猛进” 的美国，制造业劳动力 “仅仅” 萎缩了 6.1%。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完成了 “削肉剔骨”。即使能够消除贫穷，也不可能消除底层阶级。如果有穷人能够 “在社会许可的界限内生活”，那么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这被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 “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 “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 “社会问题” 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所有这些手段，如不断扩展的城市贫民窟、了无生气的难民营，都涉及由安保人员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人员已经被他们完全取代。自古以来，捍卫秩序和同情，总是在穷人形象的社会构建中相互交融。穷人是指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他们达不到同时代同区域的正常标准，但他们首先是 “不符合规范” 的人，规范是指达到正常标准的能力。失业，没有收入，丧偶，离婚，分居，颠沛流离，不幸的命运交织累积，使个人和家庭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不得不露宿街头。穷人从社会交互和交易的网络中被孤立出来，这一系列的排斥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失去了基准，前途未卜。

建议大家直接听听书版解读即可，167 页的小册子我累计看了 8 个多小时，太难读了…… 之前说过我选择创业，是因为不想当一颗螺丝钉了，很多朋友以为这是比喻，其实完全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体验过 “失业”，我之前是地产行业，所以我近两年看过太多被裁员后的心路历程，有人形容那种深不见底的失落感会让人在深夜醒来时惊出一身冷汗。很多人没了工作，人会很快掉进巨大的恐惧中，陷入强烈的自我怀疑。一个人很难和这个社会隐含的假定相抗衡，这个假定就是：工作才是人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那少的绝不仅仅是一份工资，而是会失去一个人生活的顶梁柱，在这根支柱上有他的身份，他的前程，乃至他的自信和骄傲等一系列贵重的东西。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了工作很多人整个就崩塌了。就算你能心安理得的休息，但你会发现包括父母，爱人，孩子，以及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让你感觉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失业” 之所以那么可怕，是因为它会让人在这个热闹翻腾的社会中成为 “多余人”，丧失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但我想说这是不正常的，别再被毒害了。其实绝大部分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从来没有思考过工作的意义，从小开始都认为找个好工作是天经地义的。潜意识里有两个观念仿佛像呼吸一样自然：一个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得快乐，每个人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儿，并以此获得回报，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第 2 个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换言之，工作是一种高尚且鼓舞人心的活动。社会文化为现代人不断制造出 “道德焦虑”。而这种精神困境导致的结果竟然变成：工作支撑着一个人的存在。这种观念就像根植于脑子中的戒律一样，让我们即时看不到任何收获，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工作道德钢印。所以我们经常耳边充斥着 996 是福报，工作至上，工作光荣，认为不遗余力工作是做人的必要条件。《年会不能停》之所以大火，就是切中了打工人想逃的心理。为什么董宇辉的悲悯之心能吸引这么多的粉丝，也是因为如今太缺失怜悯、同情、关怀这些曾经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他们仿佛从某个时刻都成了人类进步的阻碍，被画上了不道德的标签。而我们身边少数觉醒的的人，去追逐自己的热爱则被贴上了不务正业的标签，还被用来证明这是穷人的懒散所致。从而论证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各种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而在围城内的朋友也信以为真，认为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他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有道德优越感。而且围墙外的流言越是恐怖，被奴役的打工人看起来就越像自由。毕竟有了比较，工作中微薄的工资和无趣繁重的苦差事似乎也没那么不能接受，甚至令人神往。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普通人这样，大导演李安自己也是这样，他拍出了《喜宴》，拿到了金熊奖之后，他爸爸还希望他改行。直到李安拍完了《理智与情感》，这可是要获奥斯卡奖的片子啊，李安爸爸也不是不识货，但这时候，他还是说，“小安，等你拍到五十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候就退休去教书吧”。你看，一个社会关于什么是 “正经工作” 的共识，是非常顽固的，也是很难改变的。这种钢印究竟从何而来？目的又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已对 “人必须工作” 这个观念习以为常了，但之前不是这样子，在工业化早期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钟表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于是政治家和传教士们纷纷下场，想尽办法想去掉在他们眼里普通人的这些恶习。于是开始把 “工作” 宣扬为美德，而闲散在家、不求上进，那就是病态、危险的恶习，而这种被丑化为 “恶习” 的原始人性成为了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其实那个时候的传统观念就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趣又体面的事情可以去做，他们都是金钱买不到的，夜以继日拼命赚钱，只会和他们失之交臂。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一小部分人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对抗周围环境、付出巨大代价才能得到的，就是原来传统社会里的共识。但遗憾的是历史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你在后来的历史典籍中看到的都是渴望改善世界的先驱发起的英勇战争，他们最终战胜了那些无知愚昧、拒绝进步的庸碌大众。于是现在就变成了现代社会要求人们献身于工作，对此人们没有选择、无法选择，也禁止选择。人们永远只能被动的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就像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毫不夸张的说，这种思想钢印就是对自由的摒弃。兴趣、雄心、温暖，这些我们本应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打工人身上竟然成了罪恶，每每想到这些，我就后背发凉。所以出于恐惧，我出来创业。很多人都说创业的成本很高，但我想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意识到打工的代价更大。我放弃打工不是不愿意给老板打工，而是不愿意给别人预设给我的生活打工。我没有办法容忍自己将生活的主动权让渡出去，毕竟在别人导演的故事里留着自己的眼泪是件让人绝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