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密尔的时代，已经和弥尔顿与洛克的时代大不相同，自由的观念已经逐步融入人心，保护自由的制度也已经得到建立。密尔直面的问题是自由的边界。他提出了自由的 “伤害原则”，为后世立下了一条界限，虽然这条界限不断地被踢来踢去，但是始终都围绕在其左右。权力只有在制止对他人的伤害时才可以使用。关键问题是什么是伤害。生命威胁？肢体上的伤害？还是感情上的伤害？还是别的什么伤害？如果我们把伤害理解得宽泛，那么权力几乎随时可以介入。只不过，我们还需从政治结构去考量，如果权力本就没有制衡，把它的介入连道理都不用讲。只有在掰手腕力量差不多的条件下，每一方的行为才需要讲道理。所以，密尔很厉害，但是如果洛克的那一关还没有过，就有点冒进了。（另，此书理想国也有一个版本，是付费版，我非常推荐阅读那一个版本里的导读）

人不是工具，不该被统一铸造；社会该划清边界，给每个人生长的空间；而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它多能压制个体，而在于它多能让每个人活得有价值、有尊严。思想自由：不让说话就是掠夺全人类的智慧；个性自由：人不是机器，不能按一个模子硬造；权利边界：自己的事自己管，大家的事一起管；价值归宿：国家好不好，最终看里面的每个人过得好不好。1. 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举动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现代和后代同样是罪恶的。不让别人说话，等于抢了所有人知道真相的机会，对现在和将来的人都是一种伤害。公司开会讨论一个新项目，员工高大松发现了方案里一个致命漏洞，但领导说别说了，按我说的做。结果项目上线后崩了，所有人跟着背锅，如果当初让高大松开口，大家都能避开这个坑。就像一群人在黑暗的房间里找出口，有人看到了门在哪，却被捂住嘴。不光他自己走不出去，全屋子里的人都被害了。2. 人性不是一架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的机器，能够在造好后分毫不差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更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并发展。人不是按同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机器，造出来就只会干固定的活；人更像一棵树，会自己生长、自己伸展，顺着内心的力量往各个方向长大。同一个班里两个孩子，一个喜欢画画，一个喜欢编程。家长非要让两个人都去学奥数，结果画画的孩子越学越痛苦，编程的孩子也提不起劲，硬把树掰成一个方向，它长不好。就像买了两盆植物，一盆是仙人掌，一盆是绿萝。非用养绿萝的方式天天给仙人掌浇水，用养仙人掌的方式不给绿萝浇水，两盆都得死。每棵树有自己的活法，得顺着它的性子来。3. 所有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所有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跟自己关系大的事自己说了算，跟别人关系大的事大家一起管。周末想染个什么颜色的头发、晚上几点睡觉、喜欢吃什么，这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但装修砸墙，万一砸的是承重墙，整栋楼都有危险，这种事就得物业和邻居说了算。就像合租房子，卧室房间怎么布置是自己的自由，但客厅的灯坏了、厨房漏水了，这种公共区域的事就得大家一起商量着来。4. 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组成国家的价值的全体个人的价值就是国家价值。说到底，一个国家值不值得，就看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价值。一个国家 GDP 再高、军舰再多，但如果普通人看病贵、上学难、加班加到吐血还没保障，那这个国家对外再风光，对老百姓来说也没啥意义。反过来，普通人能安居乐业、有尊严地生活，这个国家才是真的强。就像一个球队，球迷再多、球场再豪华，如果场上的球员一个个累垮了、受伤了没人管，这球队迟早散架。球员过得好，球队才有价值；人过得好，国家才有价值。总之，人要有自由生长的空间，而社会、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这个空间。每个人的个性、表达和选择权都应该被尊重，因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不是对社会的威胁，恰恰是社会进步和国家价值的根本来源。压制个性、封住嘴，最终伤害的是所有人。

代议制政府从出现到今天，发展已有数百年，如今，西方民主也开始陷入困境，比如政府失灵、投票规则陷阱、公民政治参与度低和行政权力泛化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代议制天然存在着一种矛盾。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来说，代议制有正当性，因为政府的权力来自民众的委托。选举，就是建立统治正当性的必要程序。但是另一方面，从代表与民众的关系来看，代议制不一定总是有效的。换句话说，就是代表不一定能够履行他的责任。这就是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