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人间，是温暖的驿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一本人物散文随笔集结，记录了费孝通先生身边众多的人物和国外历史名人，展现了一代人的风采、信仰和精神，而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弥足珍贵，正是当今社会逐渐缺失的。费边本是古罗马名将，他采用迁延战术击败汉业堡。这字因之用来指缓进主义。韦柏夫妇采用此名来称他们的学社表示他们所主张的是：慢慢的，用正常的民主政治方式，争取国会里的名额，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立法。这方法比了马克思所主张革命的方式是缓进的，是迁延的，所以是费边的。鲍尔温象征着过去的英国；他是个典型的一代人物，那正在消逝中的一代；那简朴、认真、坚韧、拘谨、保守、自负的人物。承继着宏伟但是森严的祖业；在这巨邸里多的是过去的光辉，但时间已蒙上了陈旧的一层；望去虽不失香色古雅，接触上却冷酷没有温情，不但如此，骨子里已经腐蚀，门面固然还算完整 —— 那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鲍尔温和丘吉尔性格上则相反，如果没有战争，丘吉尔也许终身不会在英国掌执政权的，因为英国人并不喜欢丘老那样叱咤风云的豪放，鲍尔温才合英国的标准。西洋的政治家有着一个至今没有变的前提：世界上永远有着主权分立的国家，国和国之间依赖暴力维持平衡。战争是一切计算考虑不能少的坐标。他们也谈 “天下一家”，而实际是 “一家天下”。天下一家是指全体人类是一个团体，所谓一个团体就是有一个道德基础，道德原则适用于一切人，不因所属团体而加以分别。一家天下是某一团体独占暴力，统治其他一切团体。六天的绝食终于消弭了印度的内战。我们带着羡慕而又有一点嫉妒的心情，庆贺印度人民逃过了一个劫难，更庆贺印度能有这一个万民的领袖；寄言印度的人民，善于爱护这雄圣兼有的甘地，不但为了印度，更为了这面临毁灭的世界，爱护他；也就是爱护一个为人类建立道德基础的功臣。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 1984 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 27 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 “好用心思”，好一个 “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进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来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化。梁老先生认为西方、印度和中国存在着三种文化体系，各自从不同的对人生的态度出发的。由于不同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不断追求人生欲望的西方文化，否定欲望、回头向后看的佛教文化和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儒家文化。梁先生是从对人生应取什么态度的伦理问题上起步的，他有过一段皈依佛教的经历，从自身的体验中进入文化的研究，发现三种不同的文明各有其不同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爱国感情和责任感，使他追究中国文化的出路而提出了这三种文化体系有其发展上的客观顺序，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没有按这客观顺序进行，出了问题，所以要回头接受西方文化。但是人类最后要落实到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儒家文化。我是先读了《原富》的英文本之后才看懂严氏译本，而领会到他确是翻译高才的。当我懂了一点严氏所译诸书时，我对 “严伊同学” 的看法变了，我发生了 “严胜于伊” 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内容还有变化。最初是认为，不能立功，就得立言。功虽显赫，昙花易逝；言留于世，流久弥长。那就是说，严复如果竭尽一生之力建设海军，即便有成，对国家的贡献还不如他在思想上的影响那样能深入和久远。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我把日本军国主义归罪在伊藤博文那一类人物，于是又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中国没有走上日本维新这条路，也许对人类历史是一个极大的幸事。我们中国如果也搞成一个军国主义的霸权国家，人类的前途也就不堪设想了。中国出严复远胜于日本出伊藤博文。吴泽霖在答谢同人们庆贺他九十大寿时说的话：“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现在我估计一下自己…… 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做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 我仍然欠了人民一笔债。欠了债，必须还。还债是好事，做好事不怕晚…… 只要一息尚存…… 还能…… 争取使天平的两端基本上取得平衡。” 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作 “己”，这个特点很厉害。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归根到底，要懂得这个字。在社会上，人同别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有一个 “己” 字。怎么对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个 “吾”，是 “己”。在英文里讲，是 “self”，不是 “me”，也不是 “I”。弄清楚这个 “self” 是怎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可是现在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为自己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不是潘先生一个人，而是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怎么才算对得起呢？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不是去追求一个好看的面子。这是不难做到的。可是要真正对得起自己，不是对付别人，这一点很难做到。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 “己” 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